刘毅强

反华浪潮中来到越南纯属偶然。平日在邻国柬埔寨工作,反华的那一周是公立假期假期,当时临时决定来越南中部休假几天。反华开始的第二天上午(5月14号)我从金边坐大巴出发,中午过的越南边检。下午从胡志明机场坐飞机到了中越城市岘港,再转到了目的地会安。

这一路上并没有感觉什么异样,既没有看到大规模的集结或者也没有经历像后来网上所传的路障和封锁机场。其实我是直到到了目的地通过香港媒体的微信推送才知道越南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华示威和暴力。

但是就在我从柬埔寨往越南走的当天,成百上千惊慌失措的中国同胞从同一个边境口岸逃到了柬埔寨。反华示威在5月13日首先由胡志明市北部的平阳省从示威突然演变成了暴力。事发突然,大家都毫无准备。因为在平阳省的中国商人数众多,当时从胡志明市回国的飞机票立即售空。落荒而逃的人中间很多只能选择从陆路坐大巴逃到了金边。因为人数众多,当天在边境的柬埔寨一侧的酒店一度因为过来避难的华商太多而爆满。

在知道反华的消息以后,我最终决定还是继续越南行程。我的直觉是这就是中国反日的一个越南版本,所以一切应该都还在党中央的控制之中。在越南的几天,我并没有经历什么危险,但是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身份所带来的紧张。

会安是一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址的小镇,现在镇上虽然有了商业化的气息,但是大部分的小镇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之前我也去过这里,这次感觉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投来打量的眼神。我能猜到每个人见到我以后都在想他是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感觉好像是生活在了一个警察国家,周围的人都是在经意的不经意的扮演了的特务一样的角色。就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听见我跟同行的人说了中文以后,就会跟在后面嘀咕“China”。

对经历了反华浪潮的中国人来说,让人愤怒的不光是越南暴徒,还有国内的官方以及媒体的反应迟缓和沉默。国内媒体迟迟未报,直至几天后外交部发出谴责越南暴力事件声明。尽管在金边有不少中国媒体,从越南逃难到金边的中国人最后只能通过柬埔寨的当地华文媒体集体对国内媒体报道的迟缓发出了责难。因为我平日看中文媒体,如果不是因为香港、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报道,我根本不会知道自己的身处在已经爆发了反华暴力的国家,也不会有什么防范意识。

从越南逃到柬埔寨的同胞大多对国内在第一时间援助的不利表示唏嘘和失望。而且,国内官方最初的措辞将这场反华暴力描述成这是“针对外国企业的暴力事件”,这样的描述似乎有意将中国企业描述成只是碰巧遭受了损失。

反观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他们虽然在越南只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处,但是却做的很积极。就连我都收到了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应急撤离预案,细致到每个城市撤离到哪里、与谁联系以及怎样取得联系,并且立即派出了包机撤侨,早于大陆的撤侨行动。

因为柬埔寨收留了很多从越南逃过来的难民,所以在金边的中国人普遍对越南很愤怒甚至仇恨,但对此我深有保留。确实有让人发指的越南暴徒,但是即便如此,也可以从普通越南人保护中国人的一些事例中看到越南人人性中善良的地方。而国内处理该事件的方式让我反感。马丁路德金说过,最后在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并不会是我们敌人的行为,而是我们朋友的沉默。

中国人下南洋少说也有千年的历史。在南洋的华人总是能够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在当地深根发芽、兴旺发达,但是命运却风雨飘摇。在国外的反华不是今天才有,很可能以后也会有。无独有偶的是1969年的5月13日马来西亚排华、在1998年5月13日印尼排华、在2014年5月13日越南排华。这些排华的背景各异,但大多是当地野心政治家的卑劣伎俩,相似的是无辜华人命运的多难和对华人保护的缺失。中文是联合国所有人权宣言和条约的官方语言。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做华人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基本人权。但是谁应该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在这一权利被违反的时候提供救济呢。

本文作者是红色高棉国际特别法庭被害人代理律师、中国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秘书长、柬埔寨金边皇家法律经济大学讲师。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