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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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年4月17日,中日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妥协。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条约呢?

甲午战争自1894年夏季正式开打,几个月下来,几十万清军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进攻,而且举三十年之国力营造的北洋海军竟然是银样口枪头,中看不中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清军的一连串失败,彻底粉碎了清政府、清军以及统治阶层的信心、信念和勇气。相反,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激励下,长驱直入,直取大清腹地。

大清国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日本人继续拼杀,或许能够有个鱼死网破,留下一股正气;后退,像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冲突一样,屈辱求和,虽然有失大清国的尊严,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呢?

平壤失陷、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1894年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情形,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向朝廷建议,起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是清廷中出名的主和人物,30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恭亲王在与西方人交往中逐步建立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恭亲王被免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现在有人吁请他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

1894年10月5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表示战守均不可恃,应该利用外交斡旋化解危机,看看俄国、英国等友邦能否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劝说日本,息兵止争,无伤国体。恭亲王还告诫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安危负责。

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积极活动下,列强确实表示可以居间沟通,但日本认定一个死理,就是不愿让列强介入,只愿意和中国“单挑”。而且更厉害的是,日本利用在战场上的优势,一刻不停地进攻、进攻、再进攻,一点点粉碎中国寻求和解、寻求停战的希望。

日本政府的目的,中国政府当然很清楚,但中国政府还是要尽量选择中日双边接触,以免给国人造成单方面求和乃至投降的印象。中国政府的困境在于,既要尽早停止议和,又不能让人感到是中国政府求和、投降,否则大清的威严必将随着战争结束而丧失,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然而,中国政府这些心思都被日本人识破。中国政府先是派遣德国雇员德璀琳,稍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都被日本人轻而易举予以拒绝。日本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果想议和,就派能够作主的重臣比如恭亲王、李鸿章前来。

恭亲王刚刚复职,身体似乎也不好,此行只好落在了李鸿章的头上。这确实是李鸿章的尴尬,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恶评。恭亲王反复告诫李鸿章要从朝廷立场想问题,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爱惜羽毛。

李鸿章的尴尬在于,他在战前竭力主张不要轻启战端,不主张为了朝鲜未来与日本开战。结果朝廷顶不住开战压力,但朝廷并没有任命主战派主持战争,反而指派他这个不主张开战的人去主持。这或许是战争不顺的一个原因,但对李鸿章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莫名的尴尬。

战争不幸开始了,又不幸在事实上打败了。到了这个时候,朝野内外竟然又找不到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议和代表,朝野上下似乎又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前去议和的大臣。这个使命又不幸落在了李鸿章头上。对李鸿章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895年2月12日,朝廷同意由李鸿章去日本全权议和。2月19日,李鸿章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月21日,进京与朝廷及各位大臣共商议和底牌,并与各国公使交涉,争取同情和支持。经过与皇太后、皇上、各位大臣及各国公使连续数天密集会晤,在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3月5日,李鸿章出京回津。3月14日,离开天津前往日本马关,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那里等着他。

1895年3月20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人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春帆楼。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一个小丘上,旁边是安德天皇的祠堂。春帆楼原本是座寺庙,大约在1862年由日本医生藤野玄洋在这座寺庙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家诊所。藤野去世后,其家人将诊所改造成了旅舍,由于其自然环境幽静开阔,因而生意还算不错。

在春帆楼不远处,李鸿章略事休息,大约也是为了平静一些难耐的心情,快到三点的时候,李鸿章在随员簇拥下,拾阶而上,步入春帆楼二楼会议室。

此次会议,中日双方各有七人出席。日本方面除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还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待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以及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口原陈政。

伊藤和李鸿章是多年前的老相识,李经方与陆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所以他们见面后并不是剑拔弩张,而是轻松寒暄一段时间方才进入谈判正题。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验文书。这个环节很快完成,没有什么曲折。紧接着,李鸿章出其不意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按理说,这也是议和的一般原则。然而,日军在战场上正处于顺风顺手的状态,伊藤博文当然不愿轻易答应。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

第二天(3月21日)下午,李鸿章、伊藤博文如约在春帆楼举行第二次会谈。伊藤博文就李鸿章昨天提出的停战问题给予答复。大要是,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认为在远离战地的此地约定休战,虽不能看作是妥议和谈所必需的要义,但若附有足以担保两国均等便利的条件时,即可允诺休战。根据现在的军事形势,并考虑到因停止彼此交战所发生的后果,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声明应附这样的条件:即允许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在该处的城堡;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备等一律移交给日本军队。天津、山海关间的铁路,由日本军务官支配管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休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全部费用。清国全权大臣如果对这些条件没有不同看法,那么日本方面就可提出实行休战的日期、期限、中日两军实际控制线等详细内容。

对于伊藤博文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免大吃一惊,这些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他预先估计和朝廷的预案。根据陆奥的观察,李鸿章此时似甚惊惶,面为改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

在当天的讨论中,李鸿章苦苦哀求,一遍又一遍陈说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理由,但始终无法打动伊藤的铁石心肠,伊藤不愿在这些条件上作任何让步。

3月2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还在春帆楼举行。经向北京请示,李鸿章正式向伊藤博文提出撤销先前提出的停战要求,直接议和,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尽快亮出谈判的全部条件,中方再估量能够接受多少。

由于日方以为本次会谈只是讨论停战问题,因此当天的会晤并没有在议和方案上作更多说明,更没有提交方案。正是这次会谈之后,李鸿章突遭枪击,遇刺事件又会给整个谈判带来怎样的转机?(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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