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芳

出生在物质匮乏的80年代。18岁之前,我生活在南方一个四线小县城,为了节省公交车费每天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上学。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印象中和家人的唯一一次旅行是5岁和妈妈陪爸爸去北京出差。

18岁之后我去广州的一所高校上大学,同年父亲开始贷款办工厂。接下来的四年大学生涯,我和周围人的生活都开始加速发展。一夜之间我发现所有同学都有了手机。然后大部分人开始计划出国留学。大三那年,我用在交易会做翻译的收入买了人生第一张机票,从广州飞往三亚陪父母度假。

2005年刚毕业的我赶上了经济繁荣的好时代,和其他同学一样,我顺利找到了外资企业的工作,开始了职业生涯。不久我搬到了广州滨江东路。在望江公寓的阳台上,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这个时代开始“突然中产”了。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自己的生活。我习惯出差满世界飞行,习惯去异国情调的餐馆,习惯频繁光顾美发屋按摩馆,习惯在酒吧喝洋酒,去普吉岛度假,习惯半夜三点下楼去7-11买宵夜。这个时候,父亲已经在家乡的省会城市买了江景房和车位,换了第二辆车,工厂也做得有声有色。

圈子里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因为养狗的关系,每天晚上我都和附近有狗的朋友们在江边聚着遛狗,他们当中有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医院的主任医师,职业包租婆,神秘的“二奶”,领事馆工作的老外,还有退休的船长。大家的话题很多都是关于房产和股票的,随着房价的连续上涨以及股市的牛气冲天,似乎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了。

三年前,我28岁,作为“大龄剩女”,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也有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在大家看来,我的生活是中国成千上万小康家庭出生受过良好教育的80后的缩写。用我妈的话说,房子也买了,可以安定下来找个人结婚生子过生活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决定要去美国念法学硕士了。父母无法理解为什么我非要舍弃生活中的一切安逸去到另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初到美国的生活并不容易,刚在学校附近租好公寓安定下来的时候,对着一屋子的二手家具,我突然很想念国内的中产生活。我搞不懂不久之前我还在属于我的房子里过着煮咖啡看小众电影的小资生活,这一秒钟我却在美国郊区住着比我外婆年龄还悠久的老公寓,自己动手组装一个网购的沙发床。

如今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年,现在是佛蒙特州政府的公务员,突然又成了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我想在美国做中产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享受新鲜空气,蓝天白云,安全的食品,以及简单的人际关系。对于热爱运动的人,这里更是天堂,滑雪,登山,攀岩,划船,冲浪,瑜伽,慢跑,自行车,到处都是运动场地和美丽风景。

我享受在寒冷冬日去巴哈马或者墨西哥的热带海滩参加瑜伽修行,在结束一天繁忙工作后在自家院子里采摘新鲜红莓和鲜花,以及周末和朋友邻居开个烧烤聚会,自弹自唱,分享生活。

在这里我比较不适应的是昂贵的人工。我请不起清洁工做卫生,也打不起出租车,更不喜欢收到的修剪草坪的账单。我发现我周围的法学院毕业的朋友都有不同程度的学生贷款,其中有一些甚至是负债累累。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跻身中产阶级,下馆子,旅行,追求梦想。

相比而言,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更累,虽然有房有车可是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负担,接受更多的加班和应酬,辛苦地向周围人证明自己的成功。美国的中产阶级则比较不累,他们更热衷于超前消费,也会为了闲暇时间而拒绝加班。我想最理想的中产状态,当是在中国热闹繁华个大半年,再来美国享受好山好水,放空脑袋。等到在美国觉得寂寞了,又去中国在KTV里面狂吼一番。

本文作者现居美国,佛蒙特州公务人员。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