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类似故事在任何奴役状态中都司空见惯──反抗奴役者遭到同伴的反感、厌恶甚至被抛弃与迫害，无论是绝对主义君主时代的欧洲、东方君主专制国家，还是20世纪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不例外。这种为了眼前的蝇头微利而自甘奴役的现象，历代思想家多有观察和阐述，其中有一篇16世纪的论文被视为经典之作，就是法国人拉博埃西的《论自愿的奴役》（旧译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
这个拉博埃西就是蒙田随笔集里多次提及（尤其是“友谊”篇）的拉博埃西，他从一个常见的疑惑开始讨论自愿奴役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自愿服从暴君，任其宰割，任其蹂躏──“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奇观”，拉博埃西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类天性是热爱自由的，但如果人们一生下来就在奴役的环境中，那么因为伊从未见过什么是自由，也就不会渴望自由，人是根据其已有的东西发挥想象力，寻求满足欲望的方法。他说：
“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首要原因。”（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里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柏拉图有次看到人玩骰子，就把他骂了一顿，那人自辩说玩得很小，柏拉图说：“但习惯可不小！”）
“人也会逐渐习惯他们总是处于屈从地位的观念，以及他们的父辈曾以同样的方式生活的观念；他们会认为，他们是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的，并以他人的例子来劝说自己，最终以‘事情一直如此’的观念为基础，赋予到处命令他们的那些人以独占的权利。”（鲁迅就曾质问过：“从来如此，便对么？”）
“人们自愿服从命令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天生就是奴隶，并被这样培养；由此导致了另一后果，即人民在暴君的统治下易于变得懦弱和顺从。”
天生为奴和后续培养，使得奴役处于无从打破状态，拉博埃西还提到有些暴君为了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故意将种种享乐的方式带到被征服地，使他们彻底腐化，既没有追求自由的激情，也没有捍卫自由的孔武，糜烂堕落的人群自然是最好奴役的。
拉博埃西可能没有注意一个与通常纵欲型腐化完全相反的奴役方式，就是灭欲型统治，这种统治术在其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剥夺人的基本欲求，包括食色审美等一切生理和精神的欲望。灭欲型统治在古代由于统治技术所限，通常统治力度有限（比如中世纪欧洲教权制时期，主要针对的是性欲的干涉和禁止），但到了20世纪，除了纳粹极权主义是以打种族牌为其特色之外，共产极权都有过灭欲型统治时期──读过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些史料，就会明白大饥荒主要是政策性结果，所谓天灾说早被气候学家金晖先生等以气候记录推翻，读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或可有更直接的观感。而情感的消灭则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政治运动消灭人的自然亲情友情之外，被刻意营造出来的严重变态舆论环境竟至于将人类最原始的性欲、两性情欲也扼杀于几乎彻底荒芜之境（毛喻原先生新作《再见冬妮娅》中的同名篇章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只存留了婚姻中的性，即便婚姻也通过政治运动尽可能去破坏夫妻情感。
然而，诚如拉博埃西无法预见无法想象的灭欲型统治毕竟只能是短暂的，不可能是长期的，随着抢劫型经济的迅速耗散以及命令经济的胡搞，财政一旦困难，灭欲型极权统治就会面临崩溃。于是，与拉博埃西所举的纵欲型统治效果相吻合的是，在愚蠢的灭欲型极权统治难以为继之后，稍微有点常识的极权君主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经济束缚，并将原先的灭欲型统治改为纵欲型统治，即便不是明纵，也必暗纵。比如对于黄赌毒的态度就十分说明问题，明禁以忽悠，暗纵则为财源、腐化和控制。
但是，也诚如拉博埃西所认为的，再严酷的奴役，也会有人像尤利西斯“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总是不断寻找故乡的炊烟”一样渴望着自由，“这些人拥有清醒的头脑和远见卓识……即使自由在地球上完全毁灭，这些人也会将其创造出来”。由于专制统治，他们往往“虽胸怀抱负却形单影只”难以发挥作用，拉博埃西对这些孤独的自由战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存在是自由事业的火炬。这些人是自由事业得以存续不灭的基础，它会使得自由的精神薪火相传最终瓦解自愿奴役的状态。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拉博埃西用了著名的伊索寓言里狐狸看望装病的狮子的故事，特别告诫那些为了财富和地位巴结暴君的鼠目寸光者要远离危险，不要给暴君提供支持让他们变得有力量，如此才可能摆脱奴役。他总结道：
“基本的政治问题是为什么人民会服从一个政府。答案是他们倾向于自我奴役，或让自己被暴君统治。从奴役中获得自由，并不是通过暴力行动，而是通过拒绝服务。当人民撤回他们的支持时，暴君就会倒台。”
拉博埃西因此被视为现代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先驱，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哈维尔等，公民不服从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相当成熟。当代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少自由的觉醒者因此作出了争自由的努力，拒绝继续延续奴隶的身份，而官府于是不遗余力地打压，著名投资人王功权被捕就是著名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功权同为万通创始人之一的冯仑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说了许多话，认为企业家做公知，是男人“进女澡堂，这是流氓行为，会被抓起来”。还说“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干嘛啊？”；认为公知说的话没什么用，相对于企业家而言，公知是被“净根”的人，甚至“公知有时候较劲，都是时空有限，他就活那么几十年，而且观念的争论很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争论可能会演化为街头暴力。”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才是真金白银──“远比公知似的标签化语言更有实际作用”，他认为自己很本分只做房地产，所以“尤其是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受资本绑架”。他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民营企业当年注册个公司都不容易，今天一块钱就能注册公司；当年做公司时没人给你投资，现在那么多人给你投资；当年科长都不爱待见你，现在书记、市长都接见你。”──以前人们过得猪狗不如，现在“如”了，所以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如”。联系前后语境，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会不会是对王功权的暗刺明讽：那只装病的狮子现在对他很好，王功权这只“狐狸”非要去揭穿狮子装病的把戏，被吃了也是活该。
显然，冯仑不是拉博埃西笔下那些被习惯和培养造就的懵懂自甘奴，而是经过了“理性”选择的自甘奴。作为曾经的同道兼友人，他不是不能理解王功权因不堪忍受腐败和奴役而奋起的行动，他是有选择的，他认为商人只应闷声发大财，别管闲事，不然便是“图样图森破”。
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无害于他人同等的自由是其边界，将消极自由和公然的自甘奴役混为一谈，则是大大的误解。暴政下的怯懦原本可理解，但保持沉默，至少不对遭到迫害的争取自由者落井下石本是消极自由的边界，再往前一步协助迫害，便突破底线，变成暴政帮凶的奴才。赚钱就是企业家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这话固然不错，但赚钱也该有伦理边界，像王功权一样必须对商业伦理进行筛选才能确立赚钱的正当性，不知冯仑们是否也会考虑这问题？是不是在他们那里，“书记、市长都接见你”远比商业伦理的检验和自律更为重要。
王功权的存在或许确实使得一批原本闷声发大财的企业家们的生活与事业正当性受到了某种挑战，侵犯了他们的“被奴役权”（中国特色下的一种广泛“权利”）──如拉博埃西所说：“与其说是失去了自由，还不如说是赢得了奴役。”王功权要站着赚钱，要人格尊严，这让很大一批“惯看春风秋月”的企业家们不舒服，大家都跪着，你干嘛站着？不服、不屑、不忿──就像凯尔泰斯小说里的囚徒、一种奴格尊严受到侵犯后的爆发，全都在这嬉笑怒骂的“男厕所、女厕所、澡堂、洞房、高潮”等低俗比喻中喷薄出来，不对王功权这个落井人饱以巨石无以安眠，无以捍卫其奴尊奴格，无以重建其跪族快乐生活的正当性。这当然也是种及时的切割，以保证能一如既往地被“书记、市长接见”。
当代中国还有无数拉博埃西笔下的自愿奴役者，如其所言，是习惯和培养的产物，故应以同情为主，但除此之外，像每个极权国家后期一样，还有无数利益计算后精心选择的自甘奴。
这或许至少暂时会让人沮丧，依然需要自由本身的蔓延去改变，当越来越多人像拉博埃西说的那样，只要有自由的意愿，放下扶持的手、停下步趋的脚、闭上谄媚的嘴，或许，奴役终会被蚕食消亡──哪怕它是个梦，至少也是美梦。
推荐阅读：《反暴君论》(Vindiciae Conrtra Tyrannos) 拉博埃西 / “布鲁图斯”，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本文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当今的风气就是时兴对自由冷嘲热讽，把自由与荣誉同样视为已经过时的陈腐观念。然而，我丝毫不赶这种时髦。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世间便一无所有：自由赋予生命以价值，我哪里会是捍卫它的最后一人呢？我将永不停歇地为它呼唤、呐喊。
”
──[法]夏多布里昂
凯
尔泰斯的诺奖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有个故事。三个拉脱维亚籍犹太囚徒逃出纳粹集中营，消息悄悄传开后，同囚们先是兴奋，继而有人甚至打算模仿，“但在这最初的躁动过后，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感到相当气愤”，因为“大约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我们却还在因他们的行为而受罚”。这种气愤转变为第二天他们冷漠地看着逃亡者被处死。类似故事在任何奴役状态中都司空见惯──反抗奴役者遭到同伴的反感、厌恶甚至被抛弃与迫害，无论是绝对主义君主时代的欧洲、东方君主专制国家，还是20世纪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不例外。这种为了眼前的蝇头微利而自甘奴役的现象，历代思想家多有观察和阐述，其中有一篇16世纪的论文被视为经典之作，就是法国人拉博埃西的《论自愿的奴役》（旧译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
这个拉博埃西就是蒙田随笔集里多次提及（尤其是“友谊”篇）的拉博埃西，他从一个常见的疑惑开始讨论自愿奴役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自愿服从暴君，任其宰割，任其蹂躏──“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奇观”，拉博埃西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类天性是热爱自由的，但如果人们一生下来就在奴役的环境中，那么因为伊从未见过什么是自由，也就不会渴望自由，人是根据其已有的东西发挥想象力，寻求满足欲望的方法。他说：
“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首要原因。”（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里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柏拉图有次看到人玩骰子，就把他骂了一顿，那人自辩说玩得很小，柏拉图说：“但习惯可不小！”）
“人也会逐渐习惯他们总是处于屈从地位的观念，以及他们的父辈曾以同样的方式生活的观念；他们会认为，他们是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的，并以他人的例子来劝说自己，最终以‘事情一直如此’的观念为基础，赋予到处命令他们的那些人以独占的权利。”（鲁迅就曾质问过：“从来如此，便对么？”）
“人们自愿服从命令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天生就是奴隶，并被这样培养；由此导致了另一后果，即人民在暴君的统治下易于变得懦弱和顺从。”
天生为奴和后续培养，使得奴役处于无从打破状态，拉博埃西还提到有些暴君为了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故意将种种享乐的方式带到被征服地，使他们彻底腐化，既没有追求自由的激情，也没有捍卫自由的孔武，糜烂堕落的人群自然是最好奴役的。
拉博埃西可能没有注意一个与通常纵欲型腐化完全相反的奴役方式，就是灭欲型统治，这种统治术在其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剥夺人的基本欲求，包括食色审美等一切生理和精神的欲望。灭欲型统治在古代由于统治技术所限，通常统治力度有限（比如中世纪欧洲教权制时期，主要针对的是性欲的干涉和禁止），但到了20世纪，除了纳粹极权主义是以打种族牌为其特色之外，共产极权都有过灭欲型统治时期──读过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些史料，就会明白大饥荒主要是政策性结果，所谓天灾说早被气候学家金晖先生等以气候记录推翻，读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或可有更直接的观感。而情感的消灭则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政治运动消灭人的自然亲情友情之外，被刻意营造出来的严重变态舆论环境竟至于将人类最原始的性欲、两性情欲也扼杀于几乎彻底荒芜之境（毛喻原先生新作《再见冬妮娅》中的同名篇章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只存留了婚姻中的性，即便婚姻也通过政治运动尽可能去破坏夫妻情感。
然而，诚如拉博埃西无法预见无法想象的灭欲型统治毕竟只能是短暂的，不可能是长期的，随着抢劫型经济的迅速耗散以及命令经济的胡搞，财政一旦困难，灭欲型极权统治就会面临崩溃。于是，与拉博埃西所举的纵欲型统治效果相吻合的是，在愚蠢的灭欲型极权统治难以为继之后，稍微有点常识的极权君主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经济束缚，并将原先的灭欲型统治改为纵欲型统治，即便不是明纵，也必暗纵。比如对于黄赌毒的态度就十分说明问题，明禁以忽悠，暗纵则为财源、腐化和控制。
但是，也诚如拉博埃西所认为的，再严酷的奴役，也会有人像尤利西斯“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总是不断寻找故乡的炊烟”一样渴望着自由，“这些人拥有清醒的头脑和远见卓识……即使自由在地球上完全毁灭，这些人也会将其创造出来”。由于专制统治，他们往往“虽胸怀抱负却形单影只”难以发挥作用，拉博埃西对这些孤独的自由战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存在是自由事业的火炬。这些人是自由事业得以存续不灭的基础，它会使得自由的精神薪火相传最终瓦解自愿奴役的状态。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拉博埃西用了著名的伊索寓言里狐狸看望装病的狮子的故事，特别告诫那些为了财富和地位巴结暴君的鼠目寸光者要远离危险，不要给暴君提供支持让他们变得有力量，如此才可能摆脱奴役。他总结道：
“基本的政治问题是为什么人民会服从一个政府。答案是他们倾向于自我奴役，或让自己被暴君统治。从奴役中获得自由，并不是通过暴力行动，而是通过拒绝服务。当人民撤回他们的支持时，暴君就会倒台。”
拉博埃西因此被视为现代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先驱，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哈维尔等，公民不服从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相当成熟。当代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少自由的觉醒者因此作出了争自由的努力，拒绝继续延续奴隶的身份，而官府于是不遗余力地打压，著名投资人王功权被捕就是著名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功权同为万通创始人之一的冯仑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说了许多话，认为企业家做公知，是男人“进女澡堂，这是流氓行为，会被抓起来”。还说“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干嘛啊？”；认为公知说的话没什么用，相对于企业家而言，公知是被“净根”的人，甚至“公知有时候较劲，都是时空有限，他就活那么几十年，而且观念的争论很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争论可能会演化为街头暴力。”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才是真金白银──“远比公知似的标签化语言更有实际作用”，他认为自己很本分只做房地产，所以“尤其是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受资本绑架”。他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民营企业当年注册个公司都不容易，今天一块钱就能注册公司；当年做公司时没人给你投资，现在那么多人给你投资；当年科长都不爱待见你，现在书记、市长都接见你。”──以前人们过得猪狗不如，现在“如”了，所以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如”。联系前后语境，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会不会是对王功权的暗刺明讽：那只装病的狮子现在对他很好，王功权这只“狐狸”非要去揭穿狮子装病的把戏，被吃了也是活该。
显然，冯仑不是拉博埃西笔下那些被习惯和培养造就的懵懂自甘奴，而是经过了“理性”选择的自甘奴。作为曾经的同道兼友人，他不是不能理解王功权因不堪忍受腐败和奴役而奋起的行动，他是有选择的，他认为商人只应闷声发大财，别管闲事，不然便是“图样图森破”。
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无害于他人同等的自由是其边界，将消极自由和公然的自甘奴役混为一谈，则是大大的误解。暴政下的怯懦原本可理解，但保持沉默，至少不对遭到迫害的争取自由者落井下石本是消极自由的边界，再往前一步协助迫害，便突破底线，变成暴政帮凶的奴才。赚钱就是企业家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这话固然不错，但赚钱也该有伦理边界，像王功权一样必须对商业伦理进行筛选才能确立赚钱的正当性，不知冯仑们是否也会考虑这问题？是不是在他们那里，“书记、市长都接见你”远比商业伦理的检验和自律更为重要。
王功权的存在或许确实使得一批原本闷声发大财的企业家们的生活与事业正当性受到了某种挑战，侵犯了他们的“被奴役权”（中国特色下的一种广泛“权利”）──如拉博埃西所说：“与其说是失去了自由，还不如说是赢得了奴役。”王功权要站着赚钱，要人格尊严，这让很大一批“惯看春风秋月”的企业家们不舒服，大家都跪着，你干嘛站着？不服、不屑、不忿──就像凯尔泰斯小说里的囚徒、一种奴格尊严受到侵犯后的爆发，全都在这嬉笑怒骂的“男厕所、女厕所、澡堂、洞房、高潮”等低俗比喻中喷薄出来，不对王功权这个落井人饱以巨石无以安眠，无以捍卫其奴尊奴格，无以重建其跪族快乐生活的正当性。这当然也是种及时的切割，以保证能一如既往地被“书记、市长接见”。
当代中国还有无数拉博埃西笔下的自愿奴役者，如其所言，是习惯和培养的产物，故应以同情为主，但除此之外，像每个极权国家后期一样，还有无数利益计算后精心选择的自甘奴。
这或许至少暂时会让人沮丧，依然需要自由本身的蔓延去改变，当越来越多人像拉博埃西说的那样，只要有自由的意愿，放下扶持的手、停下步趋的脚、闭上谄媚的嘴，或许，奴役终会被蚕食消亡──哪怕它是个梦，至少也是美梦。
推荐阅读：《反暴君论》(Vindiciae Conrtra Tyrannos) 拉博埃西 / “布鲁图斯”，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本文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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