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Webster
Glenn Harlan Reynolds
在
高等教育领域，现实正在超越戏仿。讽刺戏谑网站洋葱网(the Onion)近来刊登的一篇特写文章宣称：“如果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一30岁男子会比现在少挣11美元。”考虑到学费，学生贷款利息和四年读书期间放弃的收入，这位虚构出来的学生“帕特里克•穆尔豪斯(Patrick Moorhouse)”所受的大学教育并没给他的收入带来多大提振。该文章嘲弄道，他多年的苦读和经受的压力 “在财务上或多或少显得得不偿失”。“帕特里克”不该感到太难过。对许多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他们能在收入上以11美元领先，而又没有身负上万、甚至数十万美元债务，他们是会感到高兴的。过去几十年间由信贷驱动的高等教育泡沫致使大批学生债务缠身、就业前景却毫无改善。要使上大学再度物有所值，现今的家长和学生需要具有质疑精神、花钱时得掂量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在美国，对于致使高等教育陷入困境的症结，目前尚无单一的解决办法，但却有一些变化开始显现，从教学外包到在线教育，这些变化可能会改变整个体系。
虽然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将上大学从富人的一项特权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期望，但高等教育泡沫真正酿发却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旨在应对婴儿潮而扩建的高等院校却遭遇了生源下滑的威胁。美国国会就此伸出援手，提出由联邦政府出资的学生补助，如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以及总数庞大得多的巨额学生贷款。
结果不出所料，这项财政资助导致高等院校提高了学杂费，用以吸纳如今其学生通过上述渠道可获得的资金。正如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经济及金融学教授马克·派瑞(Mark Perry)的统计所示，1978至2011年间，美国公、私立大学学费以每年7.45%的速度逐年增长。相较而言，医保费用每年的增速仅为5.8%，就连房产──尽管是泡沫──其每年涨幅也只有4.3%。另一方面，家庭收入的涨幅却难以跟上消费物价指数，前者的年增长率为3.8%。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飙升的学费成本和停滞不前的收入之间的鸿沟是用债务来填补的。目前，美国的平均学生债务为29,4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7,644元），这一数额看似并非难以承受，但许多学生，尤其是私立学校和外州院校的学生却以欠下比前述金额多得多的债务收场，数额常常超过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04,230元）。据盖洛普(Gallup)近来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此同时，每10位大学毕业生中就会有四人从事根本无需大学文凭的工作。
学生和家长已开始抗拒这种不可持续的安排，诸多高校也切身感受到了相关影响。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日前的一项分析表明，私立学校面对着注册入学人数长期下滑的困境。超过四分之一的私立机构生源已缩减10%或逾10%──在有些情况下，这一数据还要高得多。肯塔基州(Kentucky)的米德威学院 (Midway College)正在裁员，该校54名教职员工中要裁去12人；俄亥俄州(Ohio)的威腾博格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也从其140名全职教职工中削减了近30名员工；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波士顿松堡学院(Pine Manor College)虽建有能容纳600名学生的宿舍，却只有300名注册入学的学生。该校已改为男女同校，希望籍此招揽来更多的生源。
甚至连精英名校也未能幸免，像哈佛大学(Haverford)、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以及卫斯理学院(Wellesley)就因其高学费/高管理开销的商业模式是否切实可行遭到质疑而被穆迪(Moody)下调了信用评级。而包括奥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布鲁克林法学院(Brooklyn Law School)、托马斯·杰斐逊法学院(Thomas Jefferson Law School)在内的多家法学院也因受到类似的质疑而遭信用评级下调。眼下，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正在推动相关立法，通过从学生贷款违约率高的院校手中追回联邦资助金来使各大高校与政府“风险共担”。希望这样的提案能在2014年拉动经济。
解决美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既需要诸多家庭作出更明智的选择，也需要各院校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对一些学生而言，这将意味着得精心挑选一个专业（选择一个更实用的研究领域，如工程学而非人文学科），去没那么贵的社区学院读书或者干脆别念大学、去学一门手艺。
从学校方面来讲，他们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现状，正如有些院校已做的那样。2011年，田纳西州的西沃恩南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in Sewanee, Tenn.)就将学费削减了10%。这样的折扣不仅使入学人数增加了，而且最终也让学校赚到了更多。在2014至2015学年度，俄亥俄州的阿什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 in Ohio)已将其学费下调了37%──削减金额超过10,000美元。面对直线下降的入学申请，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以及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的法学院都已压低学杂费或将其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
据全美高校经营管理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去年春季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院校也正已以增加助学金这样的方式来提供隐形折扣。该调查发现，对于2013年秋季刚入校的新生，平均“学费折扣率”（即通过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对标价进行削减的部分）已触及45%的历史最高水平。随着争夺生源的竞争日趋激烈、支付全额学费的家长也不愿再吃亏上当，这样的可变定价在未来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宣传。
但打折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高成本才是症结所在。美国高等教育真正需要的是结构性巨变。为了能维持日常运转，诸多高等院校需要大幅削减开支。几十年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学生贷款捞入兜中，用这些收入建造了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却减少了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还雇佣了大批的行政管理人员。
据自由主义智库戈德华特研究所(Goldwater Institute)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成本增高大多源于行政管理部门臃肿冗杂，行政管理人员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教学人员增速的两倍。举个例子，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就比教职工人数多出了53%，而在其他高校，你也会发现相似的比例数据。
在资金压力下，许多学校已将课堂教学分包给低薪的兼职教授，这些人都没有工作保障，常常也得不到什么福利。
这种办法有可能将扩展至行政管理部门，即用低薪的“兼职行政人员”替代受薪雇员来处理日常工作。企业界的许多公司已通过将内勤业务外包出去节约了大量成本，所以在高等教育界，该方法理应奏效。（如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想要提升其被广泛转载、引用的院校排名业务，也许它可以从这点做起：给那些精简行政管理部门的学校一些好评。）
不论是对公立还是私立院校都颇有裨益的另一个改革就是预算透明。大学的财务状况一向都是臭名昭著地不清不楚、错综复杂，而行政管理人员一般就喜欢它这样。但改变也已在其间悄然发生。
几年前，俄勒冈州(the state of Oregon)建了一个网站，每日进行更新，上面罗列了该州的每一块钱都花在了哪儿。结果是：每个人都能看见俄勒冈州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诸如旅游、教育和田径运动等方方面面到底花了多少钱。这就是纳税人应向公立大学要求的透明度──甚至应该向接受巨额公共款项的私立大学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几乎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收到了这类款项。
新的教学方法也会有助于节省成本。在线课程已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这种模式为许多课程提供了直观感受：请一个领域的顶级教师们来讲课，然后让许多不同院校的学生都能在线访问他们的课程讲座。在这类课程中，没有太多一对一的互动，但在一个坐了200名学生的课堂上，又能有多少真正的互动呢？
一旦学生们在规模更大、个人色彩更淡的大课上掌握了基本知识，他们便可以申请去上规模更小的高级班。在小班里，他们可能会和教职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种方法已经被受人欢迎的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所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汗学院是一家成熟完备的非营利性网站，中小学生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可以在该网站通过类似视频游戏的软件观看讲座、精进完善自己的技能。之后，学生便可利用课堂时间与老师一起解决问题，并将他们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该理念正是利用了大众传播的特点，使其在这一平台上效果最佳，该理念同时还允许个性化的关注，使其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传统大学也在进行新的尝试。佐治亚理工学院(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现就提供计算机科学的全程网络硕士学位，学费为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2,000元）。这门课并不是该学院分校单开出来的课程，用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教务长拉斐尔·布拉斯(Rafael Bras)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学位。”麻省理工学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已将其许多课程都放到了网上；你可以在线学习这些课，甚至获得相关证书，但不会附带任何学位。如果麻省理工学院增添一些标准化考试与一纸文凭，其网络学位可能会极具价值──也许比不上老式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位，但比现存的许多实体院校颁发的学位含金量都要高。
另一种替代方案则植根于兴起的各种认证体系，它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发展动力。大学学位经常被雇主视为这样一种指标──持有该学位的人具有良好的读写能力，能够准时出现，并能和他人打交道。但许多雇主对当下毕业生掌握的技能却并不满意。
这一现状从高等教育界内部催生了认证体系的崛起，包括修订后的大学生学习评估(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CLA+)以及由ACT推出的、明确旨在考核职业技能的WorkKeys体系。制造业公司正在与网络学校、社区院校一道致力于创造出能够证明持有者具有某些特殊职业胜任能力的、“简单易用的证书”。这类项目也许会在某天完全绕过高等教育，测试并认证人们的技能，而不管被测试者是如何掌握这些技能的。
那“大学生活经历”怎么办──深夜的宿舍漫谈、聚会还有披萨？那些获取教育的新方法难道不会将大学生活都毁了吗？那可不一定。
我们最终可能会目睹服务于高校学生的“酒店式宿舍”的兴起，这些学生的课程学习主要通过网络完成。建设一座美丽的校园──或者从一所已倒闭的传统院校买下一个校区──配置诸多设施，但千万别费事儿招什么教职员工：只要把你的课程放在网上，教学内容涵盖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工程学、耶鲁大学(Yale)的艺术与文学，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商科等等。聘用一些失业的博士来当导师（你周围到处都是，用低廉的价格便能招来），并对他们进行分类定价。这是一种可能会奏效的商业模式，尤其在学生青睐的地理位置更是如此。譬如，每年的这个时季，大开曼岛(Grand Cayman)就美不胜收。
另一方面，对有些学生而言，避免传统的那种立基于校园的大学场景长期来看可能是一种福利。最近，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社会学家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与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社会学家劳拉·汉密尔顿(Laura Hamilton)指出了一个被他们称为“聚会之路”的问题。2004年至2009年间，他们对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一栋宿舍中的48名女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在“预测因素”（学分和考试成绩）方面相似的年轻女性在大学毕业后却踏上了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轨迹。那些来自更困顿境况中的人常常因为聚会相关的牵绊而疲惫不堪，他们在毕业之后也遭遇了向下流动。
但上述所有这些针对传统大学学位的替代方案都不是去除高等教育泡沫的“正解”。而且不论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我们当然都不该完全抛弃老式的上大学的门道。强调认真阅读和清晰写作的严格的人文学科教育，对于公民、对于就业，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严格”。）
但试着去保留旧制度并无意义。如今人们强调从未来收入和就业力方面来衡量大学教育，这在有些人看来庸俗市侩，但大多数学生几乎都没有选择。在当个侍应生就够支付大学费用的年代，你应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想法比在今天──四年制学位成本常常飙至六位数的时代──更为切实可行。对一名18岁的成年人来说，在教育上投资这么大一笔钱却没有回报，这就跟用信用卡买一辆法拉利(Ferrari)一样，并非明智之举。
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曾经说过，如果一样东西不能永以为继，它就将消停。在过去几十年的模式中，高等教育成本增长远远快于收入──举债让这看起来有所不同──但这种局面无法永远维持下去。当学生和家长开始采刹车停下来时，高等院校就得想想方法，将其变成一次平稳的刹车，千万别让局面失控。
雷诺兹 (Reynolds)是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University of Tennessee in Knoxville)的一名法学教授。这篇文章摘选自他的新书《新式学校：信息时代如何让美国教育实现自救》，该书由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出版。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