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为新一届政府的全方位改革方案为之一振,普遍调高了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然而,伴随着近一段时间A股市场的强烈动荡,以及中诚信托30亿矿产信托面临难以兑付危机,市场已经回归谨慎,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有必要保持警惕以避免大规模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笔者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遭遇的阵痛,特别是今年投资下滑过快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失速;二是改革推进时协调困难可能导致的危机。

经济增长方面,可以看到,截至目前中国至少已有七个省级行政区已把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到低于2013年的水平,说明今年经济增长比往年下滑已有广泛共识。

而按照三驾马车来看,笔者认为今年消费有望保持稳定,出口或将好于预期,投资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一方面源于资金价格整体上涨造成融资成本提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未来投资动力的转变。

从资金成本而言,自去年6月钱荒以来,下半年中国有出现了多次资金紧张的局面。去年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4825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而12月银行间市场利率上涨,7天逆回购利率最高时曾接近10%,好似又一次“钱荒”的出现,均说明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流动性已经非常紧张。毫无疑问,融资成本的上涨,必将对企业融资带来明显负面影响。

今年中组部已下达改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方式,即不仅仅把GDP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而将政府债务进入考核范围。当然,这有利于改变官员执政的模式,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等,具有积极意义。但这对于投资占到了GDP比重的50%甚至更多的中国,一旦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降低,投资出现较快下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有失速风险?

另一个风险源于改革协调推进的困难。虽然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十分全面,但在如何协调推进诸多改革措施方面缺乏明确指引和时间表。以利率市场化为例,可以预见,决策层今年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将明显加快,但自去年6月以来出现的多次银行间市场利率攀高却增加了市场的忧虑。虽然钱荒与海外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转向、财政存款投放速度以及监管层强化监管等多重因素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此高额的资金成本,实体经济如何承受?

当前国内工业生产企业已经连续22个月处于通缩,而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超过7%,意味着制造业承受的正利率接近9%,如果算上从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恐怕更高。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资金成本不断攀高?

在笔者看来,一种解释是金融改革单兵突进的问题。现在存在相当多的资金需求方,且这部分群体对资金价格并不敏感。这部分群体主要是三类,一是产能过剩企业,由于缺乏退出机制,中国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占据了相当多社会资源;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存在政府隐形担保以及债务可以展期借新还旧,融资平台似乎不在乎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三是房地产企业,高利润支持其可以负担资金上涨的压力。

进一步推断,由于上述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如果金融改革推进过快,利率市场化进展快但对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行为约束没有很好推进,贷款需求巨大之下,利率上涨必将带动整个资金价格继续走高,而这将使得本就融资困难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受到挤压,伤害实体经济。

整体而言,今年中国经济仍将是机遇大于挑战。但只有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改革阵痛,防止投资增长大幅下滑;同时特别关注金融改革单兵突进的风险,不让局部金融问题演变成系统性金融危机,才能继续维持7.5%左右的增长。

本文作者沈建光是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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