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T KENNEDY
从上周五公布的决定可以看出，中共有改革者，而且相比保守派，改革派占了上风。改革派阵营的组成还不确定，但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改革派的领导人。
中共愿意对积极进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议程敞开双臂，这反映出了中国领导层背景的变化。1993年，超过80%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工程师出身，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40%，余下委员则是经济、历史、法律和文学背景。相比他们的前辈，新领导层更年轻、具备更多的国际经验。技术专家治国的年代已经结束。
基于个人派系关系对三中全会结果作出的预测已被证明是错误或者不相干的。许多人曾认为，前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影响可能稍小）在本届政府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将对突破性的经济改革构成阻碍。但恰恰相反，新领导层采取了冒险的改革策略，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这么做，不仅是他们，整个党都将难逃厄运。
中国业内一位资深人士上周曾告诉笔者，他很肯定三中全会不会出台大的改革措施，因为领导人不敢砍断自己的手臂，让国有企业乖乖就范。这么做将损害党和他们个人的利益。第二天早晨，另一位长期观察人士回复说，领导人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手臂已被癌细胞感染。虽然领导层最终没有砍掉“国有企业”这只手臂，但他们已经准备开始化疗了。
根据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作出的另一假设，在中国权力的行使已经变得制度化。当年的邓小平虽然仅担任副总理一职，却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习近平和李克强如果不正式出任党、政、军的最高职位，他们将无法统治整个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一届领导人有必要设立新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他们才能控制和协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但各个政治系统并不是独立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改造中国官僚制度的难度，就好比农民在贵州山区开垦稻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仍然纠缠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外界无法想像一个政府部门会对中共的决定提出异议。几乎是转瞬之间，权力极大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地位被削弱；而一旦新的部门失去作用，领导层也会很快将其抛弃。
上周的决定向精英政治敞开了大门，除此之外，改革还为进行更大范围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不大，但日常政治生活将呈现新的面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核心运作法则就是特权主义，某些群体享有特权。标准和政策在各个省份、行业和个人而有所不同。上周的决定旨在制定一项统一法则，减弱区域性壁垒和政策差异，对农村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削弱国有企业相对于国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特权，并推进统一的法律和法庭体系形成。
人为判定胜负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中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是腐败蔓延的主要来源，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并对社会结构造成侵蚀。而新规定将导致很多官员的权力空间大大缩小。
此外，过去三十年，中国一直是工业为王的发展模式。利润和经济增长率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企业仍期待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但它们将更多地与员工、退休人员、住房所有者、病人、家人、所有人来分享。中国政治成功的新评判标准将是全面的人类福利。
最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平台，意味着不受其直接控制的权力来源的崛起。最重要的是分散化的市场，而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机制的影响力可能也将扩大。
（Kennedy是印第安那大学中国政治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更新完成）
上
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应该会平息中国问题观察家之间的一场长期争论。争论的内容是：什么因素驱动中国政治──派系斗争还是思想意识。从上周五公布的决定可以看出，中共有改革者，而且相比保守派，改革派占了上风。改革派阵营的组成还不确定，但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改革派的领导人。
中共愿意对积极进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议程敞开双臂，这反映出了中国领导层背景的变化。1993年，超过80%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工程师出身，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40%，余下委员则是经济、历史、法律和文学背景。相比他们的前辈，新领导层更年轻、具备更多的国际经验。技术专家治国的年代已经结束。
基于个人派系关系对三中全会结果作出的预测已被证明是错误或者不相干的。许多人曾认为，前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影响可能稍小）在本届政府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将对突破性的经济改革构成阻碍。但恰恰相反，新领导层采取了冒险的改革策略，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这么做，不仅是他们，整个党都将难逃厄运。
Xinhua/Associated Press
在上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在举手投票。
根据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作出的另一假设，在中国权力的行使已经变得制度化。当年的邓小平虽然仅担任副总理一职，却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习近平和李克强如果不正式出任党、政、军的最高职位，他们将无法统治整个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一届领导人有必要设立新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他们才能控制和协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但各个政治系统并不是独立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改造中国官僚制度的难度，就好比农民在贵州山区开垦稻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仍然纠缠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外界无法想像一个政府部门会对中共的决定提出异议。几乎是转瞬之间，权力极大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地位被削弱；而一旦新的部门失去作用，领导层也会很快将其抛弃。
上周的决定向精英政治敞开了大门，除此之外，改革还为进行更大范围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不大，但日常政治生活将呈现新的面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核心运作法则就是特权主义，某些群体享有特权。标准和政策在各个省份、行业和个人而有所不同。上周的决定旨在制定一项统一法则，减弱区域性壁垒和政策差异，对农村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削弱国有企业相对于国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特权，并推进统一的法律和法庭体系形成。
人为判定胜负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中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是腐败蔓延的主要来源，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并对社会结构造成侵蚀。而新规定将导致很多官员的权力空间大大缩小。
此外，过去三十年，中国一直是工业为王的发展模式。利润和经济增长率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企业仍期待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但它们将更多地与员工、退休人员、住房所有者、病人、家人、所有人来分享。中国政治成功的新评判标准将是全面的人类福利。
最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平台，意味着不受其直接控制的权力来源的崛起。最重要的是分散化的市场，而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机制的影响力可能也将扩大。
（Kennedy是印第安那大学中国政治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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