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30, 2013

美剧的“黑金时代”

杜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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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3日,《纽约时报》竟然刊登了一则“假新闻”。文章题为《“灰物质”的慈善》,分析一家上市企业2800万美元慈善捐款背后的内幕。可是“灰物质科技”是一家并不存在的公司,2800万美元捐款更是子虚乌有。

文章面世前一晚,美剧《绝命毒师》中有一段“《纽约时报》撰文分析公司捐款动机”的桥段,公司、捐款和分析文章都是剧中的情节。由于这个剧集目前极为流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以《纽约时报》在剧集播出后第二天刊出一篇虚构的报道用以配合剧情,既是赶一赶眼下风靡一时的“毒师潮”,也顺带向剧集的创作者致敬。

黄金时代

9月29日,《绝命毒师》大结局,全美有数百万观众收看了主角“白先生”谢幕。一周前的同一时段,第65届艾美奖颁奖典礼上《绝命毒师》一举夺得“剧情类最佳剧集”大奖。当晚的颁奖礼也取得了七年来最高的收视率。在颁奖现场,无论是电视学院的主席还是颁奖嘉宾,都不停地说:“我们很幸运处在电视的黄金时代。”

严格地说,现在应该是美剧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升级为“黄金版”,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高质量作品的集中涌现,剧作超越简单的娱乐,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观众们聚在黑白荧屏前收看《天鹅湖》、《胡桃夹子》,看莎士比亚和《呼啸山庄》;八、九十年代在新出现的有线电视的竞争压力下,美国几大电视网接连推出了细致刻画普通人喜怒哀乐的《山街蓝调》(Hill Street Blues)、《波城杏话》(St. Elsewhere)、《干杯酒吧》(Cheers)等被称为“电视上的艺术电影”的高质量剧集(Quality TV)。

媒体研究学者罗伯特·汤普森对 “高质量剧集”的定义是:“能够启发观众,丰富情感,充满挑战,令观众投身其中,正视问题,勇于承担风险,诚实又发人深省,调动智力,又触动感情,需要集中精力的关注,激发观众的思考。”

从1999年HBO推出《黑道家族》开始,各个台相继播出的《火线》、《白宫群英》、《盾牌》,《海滨帝国》、《广告狂人》、《纸牌屋》,到刚刚谢幕的《绝命毒师》等等,一连串令人难忘的经典剧集令过去十余年的美国电视荧屏熠熠生辉,格外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用汤普森的标准判断,说现在正处于美剧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并不为过。

黑金之魅

不过,同前两次不同的是,过去十几年好莱坞推出的经典美剧中,虽然也有《白宫群英》里极端理想主义的总统,《国土安全》中智勇双全的中情局特工,但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剧集中,主角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无论是《黑道家族》中的黑手党头领,还是《广告狂人》中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广告总监,无论是《绝命毒师》中的教师毒贩,还是《纸牌屋》中诡计多端的国会议员,即使不是以身试法罪大恶极,至少在传统道德观的规范下有着重大缺陷,甚至《火线》中尽忠职守的警员也是一个不负责的酒鬼花花公子。

这个新的黄金时代,是由一系列的“反英雄”角色定义的,所以不妨把眼下的繁荣,称为美剧的“黑金时代”。

如此多的经典剧集同时选择“反英雄”作为主角应该不是偶然,但是什么样的原因驱动了众多创作者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可以肯定,电视上“坏人当道”绝非是社会变化的反映,过去十余年美国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并没有变低,甚至犯罪率经过几十年的持续下降,已经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而这些美剧中的反派主角,在各有各“坏”的同时,身上的闪光之处也各不相同。《黑道家族》中的托尼和《绝命毒师》中的“白先生”都极端重视家庭,但在《广告狂人》中,妻子儿女却拴不住的唐·惴柏的心;作为黑帮老大,《海滨帝国》中的汤普森和《黑道家族》中的托尼都将忠诚视为做人的根本,但是《纸牌屋》中的安德伍德为了自己的野心却准备出卖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些角色的唯一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在新泽西的地下社会,大西洋城的私酒市场,曼哈顿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巴尔的摩的罪案现场,还是在新墨西哥州的毒品交易中,甚至国会山上的谈判桌前,这些美剧中的反英雄们在不同战场、同样激烈的争斗中,一次次出生入死,一次次履险如夷全身而退,最后得以在各自的江湖里笑傲群雄。

作为“黑金时代”的开先河者,《黑道家族》的创作者大卫·蔡斯曾说过,自己在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得到的最宝贵经验,是要保证你的主角一定要在他的工作中出类拔萃,其余的都不重要。这些美剧经典的编剧们,将这个黄金定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坏人”格外有吸引力,还因为这些角色站在阴影中,显得更加立体、饱满、鲜活,更加令人信服。冲破了传统的“对与错”、“正义与罪恶”的束缚,并不等于就没有挣扎。我们看到《黑道家族》中托尼一次次被噩梦惊醒,我们看到《火线》中麦克诺蒂决定离开重案组去做一个巡警;《广告狂人》中,只活在当下的唐孤独得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次次去将手伸向家庭与爱的岸边,却一次次被欲望的潮水冲开;观看《绝命毒师》,像是观看一次日全食,观众们目睹沃尔特身上人性的光辉在62集的故事中,一点点被黑暗吞没……

被禁锢在日常生活中的电视观众,结束一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后,回到家中坐在电视机前,看荧幕上他们痴迷的主角在虚拟的世界中替他们打破法律、道德、伦常的锁链,肆意妄为,随心所往,挥金如土,快意恩仇;也看到他们的痛苦,茫然,一次次面对背叛,一个个身不由己被卷入宿命的漩涡。无论是不一样的自由,还是相同的迷惘挣扎,“反英雄”的设定,无疑使角色的命运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美剧逆袭

从《星球大战》中的黑爵士到《蝙蝠侠》中的希思·莱杰饰演的小丑,在大银幕上也曾经有过无数令人久久难忘的反派,但是除了汉尼拔医生和《血色将至》中的石油大亨等屈指可数的例外,好莱坞很少鼓足勇气让这些“暗黑”角色成为电影中真正的主角。

曾几何时,电视剧的演员一旦成名,便使劲浑身解数晋身大银幕,一旦有机会出演电影,再不会“丢范儿”去参演电视。但在“黑金时代”的艾美奖上,却可以看到影星克莱尔·丹斯和迈克尔·道格拉斯捧起奖杯,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和阿尔·帕西诺成了艾美上的常客。大导演大卫·芬奇、索德伯格也纷纷站到电视摄像机的背后。

电影人才向美剧的回流,一方面固然因为高质量剧本对这些有实力的明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也是因为电影公司越来越向科幻大制作倾斜,不断侵蚀严肃电影的资源和空间,使这些明星大碗不得不到美剧中寻找用武之地。

今年夏天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曾批评好莱坞醉心于肤浅的大成本制作,可能会对电影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两人话音刚落,暑期影市就出现一连串数亿成本的“大片”票房触礁的状况。而反观美剧市场,《绝命毒师》、《广告狂人》这样的作品不同于“叫好不叫座”的艺术电影,不仅获得了专业评论的一致赞誉,还能够吸引大量的普通观众,甚至创造出流行的文化现象,成为真正“雅俗共赏”的杰作。

多元化是目前美剧制作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当电影制片人一味将赌注压在高成本的科幻电影上时,电视网的娱乐主管没有被一本万利的真人秀束缚住手脚,从纪录片一样的《火线》到一集投资上千万的《迷失》,各种题材的作品都有获得投资的可能。

每年大银幕上都充斥着漫画改编和超级英雄的续集故事,美剧的创作题材却越来越宽。众多精彩纷呈的故事,是在极为广阔的时间长卷中展开的,有折射当下国会山上政治斗争的《纸牌屋》,有充满怀旧情绪的60年代职场生涯的《广告狂人》,有禁酒时期的《海滨帝国》,西部开发时的《朽木》,也有古装神幻《权力游戏》;主角里有黑手党,也有教师、议员、白领和警探;有正视现实社会矛盾、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用作社会学教材的《火线》,也有反映恒久的人性弱点的《广告狂人》和《绝命毒师》。

在良好的创作氛围中,“黑金时代”的美剧创作者们勇于突破禁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同时充分利用电视剧的长篇优势,在创作时赋予作品深刻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美剧质量水涨船高,既赢得了市场又获得评论家的赞誉,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好莱坞电影的“逆袭”,电视荧屏同电影屏幕开始在好莱坞平起平坐,美剧不再只是娱乐快餐,而成为了严肃的艺术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美剧中兴”的最大功臣HBO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语:“这不是电视,这是HBO。”我猜许多周日晚观看“毒师”谢幕的美国观众们,在剧终后也会轻叹一声说,这不是电视,这是电影,是戏剧,是诗歌,是交响乐……我想如果莎士比亚活在当下,应该不会去百老汇,而是会选择去作一位美剧的编剧。

(作者杜剑峰现在美国从事生物医学的博士后研究。在工作之余,一直关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尤其对美国总统竞选和娱乐工业有浓厚兴趣。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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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防务专家谈中国军力全球化

国正在扩张军力,将军队的角色从海岸防卫转向保护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亚洲防务及反间谍事务专家沃策尔(Larry M. Wortzel)在其新书《巨龙延伸:中国军力走向全球化》(The Dragon Extends Its Reach: Chinese Military Power Goes Global)中评估了中国的战略目标和军事能力,以及对美国形成的政策挑战。

Courtesy Larry M. Wortzel
图为1989年,当时的美国陆军少校、美国驻华大使馆副武官沃策尔(中)参加解放军空军在开封的一次跳伞。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两国间此类军事接触中断。
《中国实时报》记者采访了沃策尔。他是由美国国会任命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委员,曾任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Asian Studies Center)主任,同时还是在美国军队服役32年的老兵。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内容:

你新书的主题是,中国正试图在远离国境之外的地方投射影响力。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国家利益观点的扩大?

中国军队定位已经从主要关注直接相邻的周边地区向外扩大,这是对国家利益变化做出的回应。中国已经在非洲、南亚、拉美和中东等其他地区发展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些扩大的利益可能需要相应的能力去捍卫,同样需要捍卫的还有对于中国贸易以及原材料和能源需求至关重要的海上和空中交通航线。

定位的重大变化反映在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2004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胡锦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要求: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有关解放军必须为捍卫不断扩张的国家利益做好准备的认识为军事规划人员打开了大门,据此发展出能在全球发挥作用的战略和战场装备。

你的书描述了中国军队的转型——从海上力量和地面战争转向弹道导弹以及空间和网络作战能力。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在哪些地方仍然落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非常成功地创建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部队,以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C4ISR)体系,以确保其导弹在精确打击行动中能够准确定位。这一点也带来了空间体系上的成就,包括跟踪卫星和数据中继卫星以及本土的全球定位和定时系统“北斗”。解放军已经展示出其擅长快速制造新的海军战斗舰艇和潜艇。大约10年前,他们依赖从外国购买的定位技术和火力控制技术。如今,由于逆向工程和间谍活动(包括网络间谍活动),中国工厂正制造自己的火力控制系统。解放军非常擅长电子战和网络作战。其主要弱点仍然是设计及部署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尤其是为这些飞机生产喷气式发动机。

你认为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军事规划人员的目标是什么?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Potomac Books
中国的军事规划人员认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战略,那就是解放军要能够制衡任何其他国家介入任何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或因台湾而发生的冲突的企图。这种“反介入”战略在美国被称为“反进入和区域阻绝战略”。美国用的这一术语阐明了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维持制海权的目标。第一岛链包括从日本海南部、台湾东部、菲律宾西部到南中国海的中国“九段线”(nine-dotted-line)区域。基本上来说就是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在所谓的“第二岛链”之内,解放军想要遏制另一方军力在发生冲突时自由调动的能力。中国设想的第二岛链从东京湾附近穿过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到印尼的西巴布亚。中国海军已经扩大了规模,如今已经有战斗后勤军力来支持海上的海军作战部队。而且,空军还有搭载了巡航导弹的轰炸机,能够帮助遏制该区域的外国军事力量,解放军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反舰弹道导弹,能够打击行驶中的大型舰船,比如航母。

结果就是,美国形成了“空海一体战概念”来应对反介入战略。从战略的角度来讲,这就等于是鼓励并协助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周围的国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携起手来,构建自己的防御体系,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并反制解放军的侵犯行为。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空海一体战”设想的是美军打击中国的领土,导致冲突期间C4ISR体系被用来瞄准敌军武力。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空海一体战”作为一种军事行动概念可能导致局势升级。

日本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的岛屿是潜在的冲突点,它们在这一不稳定局势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中国知道美国在尖阁列岛——北京叫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主权争议所持立场不同。美国已经清楚地表明,与日本的防御条约涵盖了这些岛屿,美国将这些岛屿的管理权给了日本。在南中国海,美国对领土主权争议不持立场,但坚持认为,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而且冲突会给利用相关水域进行贸易带来危险。

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军事接触方面只取得了一点点进展。军事方面的联系有用吗?深化这方面联系的前景如何?

我不认为仅凭经济联系就足以阻止冲突,我也不认为如果共产党领导层认为其所定义的中国主权受到了重大威胁的话,中国会因为外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或中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而回避冲突。作为增进互信、加强安全的手段,军事接触是有用的。而且,军事接触还能促进双方交流观点,对于一方的哪些行动会被另一方认为将造成冲突有所了解。不过,美国和中国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Law of the Sea)有关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行动的规定存在不同的解读,而且截至目前,军事接触对于解决这些分歧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在战略核武器原则和战略警报方面,在空间战争方面,或是在网络攻击方面,双方并没有大量的直接交流。这些都是潜在的引爆点。最后,我认为美国最基本的政策应该是,对于任何可能增强解放军的实力、提高解放军进一步压制中国民众的能力、或是增强解放军威胁美国朋友和盟友的实力的接触,美国都要尽量避免。

你的书讨论了媒体战争。中国军队中由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其目标又是什么?

解放军总政治部试图主导向外国人发出的信息,并影响外国对于中国的看法。一些信息针对的是台湾,还有一些则声称,一党制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其他国家应当接受这一点。一些活动重点关注中国国内的态度,另外一些旨在应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影响。解放军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向国际媒体发布旨在影响外国舆论或行动的消息,比如说,声称日本的琉球群岛在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一次似乎造成了反效果的媒体行动是,声称古代高丽王国(由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和朝鲜部分地区构成)属于中国版图。这一举动引起了朝鲜和韩国的强烈反应。

你的书出版之前,美国国防部前承包商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公开了爆炸性的指责。你认为这是否改变了美中有关监视和网络战争方面的辩论?

所有国家都会进行间谍活动,而间谍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战争的理由。斯诺登显然揭露了美国电子和网络监控活动的一些方面,这一事实并不影响美中有关监视和网络战争方面的辩论。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重点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工业技术,以及商业情报。

电脑安全公司Mandiant Corporation的报告、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两份报告以及美国高级官员的声明都清楚地表明,解放军和其他中国政府机构正在不断接收通过间谍行动获取的信息,并将之交给中国工业企业。美国并不从事此类活动。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任何讨论重点都是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

网络间谍活动的另一个用途是侦查电脑网络,以便在冲突时实现攻击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军事学说要求在冲突开始或即将爆发时攻击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有关网络攻击的讨论方面,美国的重点是中国旨在收集美国宗教或政治组织信息的渗透活动,以及窃取知识产权的活动,而中方试图将讨论集中在控制和限制互联网访问上面。

中国承诺不首先进行核打击,但你的书中说,在中国军事规划人员施压之下,这一承诺最终有可能被放弃。能否详细谈谈?

中国军事学说强调出其不意、在战争中掌握主动以及先发制人的重要性。然而“经受首次打击之后实施报复”的说法存在矛盾之处。我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观察了解放军发展核武和导弹能力的行动。解放军核力量和态势基本上仍然是防御性和报复性的力量。中国尚未建立苏联特色的进行首次打击的攻击性力量。但中国对于不首先使用核武的理念存在争论。一些年轻一代的军官和学者认为,中国不应当受这一政策束缚。解放军的军事理论教材《第二炮兵战役学》对于这一政策含糊其辞。一方面它说,在通常情况下,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但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会被中央军委认定为不属于“通常情况”。

我认为中国军队和政治领导人的算盘是,美国比中国更不愿意让自己的本土遭到核攻击。然而我担心,他们对于美国的意愿可能大大地估计错误,并且可能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可能如何应对中国在海上或针对美国盟友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

从美国这方面来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中国可能如何响应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打击,而后者是“空海一体战”的特点之一。在我看来,美国和中国应当进行直接战略谈判,我们曾与前苏联进行过此类谈判。这样的交流有助于战略稳定。

William K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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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29, 2013

读报:《毛主席语录》再现江湖

刘罡

版《毛主席语录》将于今年11月上架出售,其编者说这是民间自发行为,但有海外学者认为,此举折射出中国对毛泽东时代思想遗产的总基调已发生巨大变化。

英国《卫报》9月27日的报道说,新版《毛主席语录》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上架出售,这本书是世界上印数第二高的出版物,仅次于《圣经》。新版《毛主席语录》不会像原来的那么小,其封面只有一部分是红色的。报道说,“小红书”再出江湖之际,中国官方正在逐步复兴毛泽东时代的用语。新版《毛主席语录》将于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发行,该书总编、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说,这是一项民间自发行动,我们编这本书就像其他学者编孔子的论集一样,我们没有复杂的政治目的。

但报道同时援引德国弗赖堡大学毛泽东时代研究专家Daniel Leese的话说,这是毛主义支持者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如果他们不是看到中国对毛泽东时代思想遗产的总基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是不敢推出新版《毛主席语录》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政策在公共领域的投射。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9月28 日的报道说,毛泽东曾经有一句口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报道说,这一活动给予外界的信号是清晰的,即这就是中国新领导层心目中的政治改革,它与增强问责制和民主无关,而是要增加领导团队的战斗力和廉洁度,让整个社会更加令行禁止。在中国这场教育实践活动中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包括外国在华企业。

报道说,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调查二处处长徐新宇今年7月用自己的言行展示了他对中国新领导层所发起这项活动的热情,他要求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和德国西门子在内的30家跨国公司对其自身在中国的“不公平市场垄断行为”进行自我批评。据路透社报道,徐新宇还向到场的这些跨国公司内部律师教授了如何写自我批评报告,并向与会者展示了其他一些企业写给国家发改委的认错信。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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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模式的不足与出路

弄清为什么中国很难产生世界级的创新成果?先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搞体育的。

乒乓球桌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无论是小孩还是退了休的老人一概来者不拒,这使中国成为乒乓球人才的储备库、乒乓球运动的创新者和领军者。与这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篮球场通常不对外开放,政府(这里是学校管理人员)决定谁可以使用篮球场,由于年轻人无处锻炼球技,篮球人才日益萎缩,其结果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庸碌无为。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遵循着政府牵头的创新模式,科学和技术部门首先确定主攻方向,然后提供巨额资金,并派遣大量留学生进行研究。这种模式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功,例如空间探索、超级计算机和军用技术。目前,中国领导人正打算在生物技术、替代能源和新材料等其他多个领域复制这一政府牵头的模式。

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表示,这种中央规划模式带来的创新成果不足,那些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探索过的领域很难再取得突破。他们主张中国不要一味“追赶”。

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白重恩表示,创新具有偶然性,需要大量参与者,因为1,000个主意里可能只有一个成功,就像乒乓球这项运动,在中国有很多草根民众参与。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新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国正制定一项有望引领未来十年发展道路的改革计划。由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10年的10.4%降至约7.5%,中国以及海外经济学家们担心,未来这一增速可能出现更大幅度的滑坡。这些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降低对低成本出口和国有寡头的依赖。

这个目标该怎样实现呢?

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仍然可以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再加以完善和低成本化取得增长。目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毅夫称,中国的创新不一定必须以发明为基础。

但其他经济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蔡昉表示,需要允许大胆的想法涌现,以驱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正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投资向以自由市场增长为基础的创新过渡的重大转折点。

对中国而言,这个转折尤其艰难。中国科学家抱怨中国政府过分关注抓人眼球的项目(例如超级计算机,根据Top500每六个月评定的榜单,中国生产的超级计算机计算目前速度最快),忽视了有助于带动新产业的基础科学研究。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数据,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美国研发预算中19%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假以时日,这种研究可以开创新的领域;而中国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支出仅占5%。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中国的政治是一个重大的阻碍因素,存在很多科研禁区。

一些中国创业公司成功越过了这些障碍,例如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简称:腾讯控股),这家公司的微信(WeChat)语音及信息服务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腾讯控股在政治和技术层面都十分精明。今年早些时候,腾讯控股首席执行长马化腾当选中国人大代表,虽然这是个几乎没有权力的机构,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标志着腾讯成为中国体制的一部分。

但即便如此,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表示,中国国有的电信巨头仍然握有很大权力,可以决定哪些互联网行业的想法可以商业化,因为它们掌控着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他说,垄断企业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科技专家称,政府有时候对创新的保护不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私营企业往往被禁止在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参与竞争,如通信、能源或电力生产行业。

但国内外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管得太多,扼杀了以好奇心为基础的创新。科研经费必须经过行政审批,后者关心的是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既定发展目标。腐败、或只是不明智的判断都可能会扼杀新想法。

未来几周,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手,让市场自由运转并鼓励好奇心驱使下的创新?他们放手的力度越大,对社会的掌控力就越小。他们掌控得越多,就越不利于可缔造新技术和新行业的创新活动。

Bob Davis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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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众议院批准推迟医改 政府关门迫近

国距离1996年以来的首次关门进入倒计时,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美国时间周日凌晨投票决定推迟实施新的联邦医疗法案,而参议院民主党人则对将改变医疗法案实施时间作为为联邦政府部门融资的前提条件表示坚决反对。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上周六,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博纳与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走出会议室。
参众两院的僵持不下令国会在下周一当前财年结束前就政府融资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一旦政府关门,重要的服务还会维持正常,但联邦机构会被迫暂停许多职能并让成千上万的员工休假。

美国众议院周日凌晨以231票对192票的表决结果批准将通常被称为“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的联邦医疗法案推迟一年实施,将其作为同意政府在12月15日之前继续融资以维持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现在该法案要提交参议院表决。该法案中还包括取消旨在帮助医改融资而对医疗设备征税的条款,众议院以248票对17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条款。

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里德(Harry Reid)在众议院通过上述法案前数小时发布声明称,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的上述表决毫无意义。

白宫称,如果众议院的法案送达倡导医改的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手中,将会遭到否决。

Janet Hook / Kristina Peterson / Siobhan Hug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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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双脚健康吗?


的双脚健康吗?

就算是那些试图面面俱到的人——拒吃发胖食物,上健身房锻炼并涂抹防晒霜——可能也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

医生说,人们经常会忽略掉那些长期存在但无大碍的足部不适。这些毛病随后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比如像下背痛。一些常见的足部问题会掩盖潜在的毛病,如果在早期接受治疗,这些毛病都是可以矫正的。举个例子,一触即痛的双脚可能就是神经受压的一个先兆,或者说拇囊炎可能源于弱足弓。其他的脚疾,比如说无法痊愈的疮疡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疾病,如糖尿病。

足科医生称,随着更多的人更积极地进行身体活动,脚疾成为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跑马拉松会使双脚承受额外的压力,并会使现有问题恶化。而这些问题可能是受基因遗传或者是由鞋袜不适引起的。而越来越多的超重或肥胖人群,他们的双脚也必须承载超负的压力。

Stephanie Dalton Cowan
鞋跟过高
专业机构美国足部医学协会(American Podiatric Medical Association)女发言人莱斯莉·坎贝尔(Leslie Campbell)称,许多人穿的鞋都不合适,这对那些现役运动员尤其有害。她还说:“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小孩子来到这里,那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诸如英式足球这样的体育活动时穿着钉有防滑钉的防滑鞋。这种鞋子材质坚硬、缺乏弹性,无法减震,会引发疲劳,所以应该尽可能少穿。”坎贝尔是德克萨斯州艾伦长老会医院(Presbyterian Hospital in Allen, Texas)的足科医生,她建议足球运动员在场外不要穿带钉的防滑鞋,并要确保在赛前进行足够的热身,这样包在鞋内的足部关节才会柔软。

包括美式足球、篮球和网球在内的其他体育活动则需要人们进行持续不断的、快速的左右双边来回运动,这会加剧脚踝扭伤的风险。而长跑会引发诸如脚跟骨刺和发炎、踝关节神经痛以及过多地旋足(也被称为过度内旋或内旋不足)等用脚过度的问题。

Getty Images
长跑
人们可以通过查看自己的鞋底来检查内旋问题。常驻纽约的应用人体运动学医生尤金·查尔斯(Eugene Charles)说,左右鞋子磨损不均匀意味着双脚着地的方式不当,这会引发足弓塌陷、导致下背痛。他还称,在这种案例中,医生通常会推荐矫形术。应用人体运动学是一种结合了脊骨神经医学、物理疗法及其他学科各种元素的替代医学。

查尔斯说:“脚疼的原因不该只被解读为年纪大了或站得太多太久。”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揉一揉脚应该会感觉不错。但双脚如果一碰就痛,这可能就揭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如肌肉劳累过度或足弓弱。不合脚的鞋子通常都是元凶,所以要试着穿那些能够给予双脚更多呵护的鞋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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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过薄
一只脚的问题有时源于身体其它部位的问题。查尔斯说,如果脚踝的骨头在踝关节旋转时会发出?帝的响声,这可能意味着小腿和脚部主肌——被称为胫骨后肌——需要加强锻炼。一块不发达的胫骨后肌会引发肌腱问题与胫纤维发炎。单脚站立或拉伸小腿及踮高脚尖能增强该肌块。

坎贝尔称,另一种能够唤醒脚部肌肉的日常拉伸活动应该在早晨起床前做。将你的双腿伸直平摊在自己面前,将脚趾朝你的头部方向运动、然后向头部相反方向拉伸。这样会活动连接着脚背和脚面的跟腱与筋膜带。

她还说:“早晨,当这些部位的肌肉冰凉时你就直接从床上蹦起来,这样会伤害跟腱并引发足底筋膜炎。后者是一种非常常见且令人痛苦的足底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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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站立
其他的锻炼包括将你的脚放在网球或高尔夫球上来回滚动,这会刺激脚部的神经末梢并使你远离伤病。用你的脚趾夹起弹球或毛巾会增强脚趾及脚中部的肌肉。坎贝尔说,用橡皮筋包缠脚趾,然后朝外伸展脚趾,这会对足部主肌起到支撑作用。

查尔斯则称,只要方便时就做双脚升降运动,这是一项有益的活动,因为它能缓解压力。用泻盐泡脚与足底按摩都会令人感觉良好,但这通常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还称,如果人们每天都要通过泡脚才能感觉恢复正常,那或许就是有些地方不对劲了。

赤脚走路并不总是个好主意。坎贝尔说,在草地上或海边脱掉鞋子能够增强锻炼部分肌肉。但在坚硬的路面上光着脚走路不会给予足部呵护,相反会引发肌肉拉伤和错位。

如果要为涉及大量步行活动的假期做准备,查尔斯建议在出行前一个月就开始走路,然后逐渐增加步行里程,以使双脚达到良好状态。他建议开展变速行进——在一个街区特别慢地走,然后在另一个街区快些走——这么做是为了锻炼不同的肌肉并从整体上增强脚部健康。

有一些足疾预示着更大的问题,遇到这些问题应该咨询足科医生或整形外科医师。举个例子,大脚趾疼可能是痛风症的先兆,后者是关节炎的一种。没有痊愈的脚疮预示着糖尿病和血糖水平异常或者是外周动脉疾病。跖骨球疼痛或产生一种灼热感可能是神经受压的先兆。

拇囊炎和槌状趾都是令人痛苦的常见病症,通常它们都预示着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拇囊炎是指在大脚趾的起始部分形成了隆起,而槌状趾则是指脚趾的中间关节呈畸形弯曲。这些毛病都预示着脚部没有获得足够的呵护,或是因为鞋子不合脚(如高跟鞋),或是基因使然,让脚容易变形。

忽视足部健康会在日后引发一些更复杂的问题。纽约的一名设计咨询顾问、现年54岁的肯恩·辛姆普(Ken Schimpf)称自己30多年来饱受肩痛、颈痛和背痛的侵扰。最近,他去看了查尔斯医生,结果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源于足疾。辛姆普在几十年前摔坏了一只脚,但他在愈合恢复过程中就开始走路,而且当时他的右脚还是外张着的。

查尔斯说,辛姆普坏掉的骨头愈合了,但脚踝仍然脱臼。经过了这些年,其踝部引发肌肉痉挛,致使他的右臀提升从而造成了不对称问题,还引发了他上半身的疼痛。

查尔斯已同辛姆普一道致力于将脚踝复位。辛姆普说:“我的背痛减轻了很多,我不再像之前那样饱受疼痛或衰弱性疼痛的折磨了。”虽然他多年以来一直都在积极运动,但现在“当我远足和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不用在疼痛中搏斗了。”

Angel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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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度对上海寄予厚望

Zuma Press

挂牌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许最终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关于将上海建成可与香港和新加坡比肩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望成真。

或者也未必。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历史上曾在19世纪作为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港口(尤其是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现如今又成为当代中国的金融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制定了上海的长期发展蓝图。中国政府认为上海是一个能够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沿海城市。

1992年,邓小平考察上海浦东新区后,一场紧锣密鼓的城市改建活动随之启动,上海的金融和外商投资活动再度升温。

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称,希望将上海建成能与纽约、伦敦和东京比肩的全球主要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

自那以后,上海发生了快速转变并升级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市场的资本流动和汇率走势受到严格管制,上海在全球的影响力有限。

有鉴于此,中国国务院在2009年3月提议,要加大力度争取在2020年之前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列出了详细的上海发展规划。

根据规划,预计上海将在2015年之前实现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成为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结算中心。

现在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上海的最新规划:自由贸易区。国务院周五发布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由浦东新区内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组成,面积29平方公里。

但有少量迹象表明,这一次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普华永道中国(PwC China)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伙人汪颍(Jane Wang)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这个名字本身就明确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该项目不仅是加快上海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大举动,也是中国全国性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部分。

虽然总体方案缺乏细节,但中国政府正尽力从一些小的方面让外界认为政府对上海自贸区非常重视:在周五宣布总体方案之前,有关自贸区的交通标志就已经树立起来,自贸区组成部分之一外高桥保税区也挂起了新粉刷和重命名的欢迎标识。

中国政府周五发布公告称,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全国改革的试验田。这被视为中国在向更多竞争者和民营资本开放国内经济重要领域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宣布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会被复制到国内其他地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否会出席周日晚些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剪彩仪式,可能也是上海自贸区重要性的一个标志。李克强大力支持建设上海自贸区,表明中国政府对经济改革非常重视。

Yue Li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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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活不如好死?慎选你的死亡方式

Butler family
1990年前后的瓦莱丽•巴特勒。在巴特勒夫人心脏出现问题后,她衡量了手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然后拒绝了手术。

Katy Butler

母亲在即将迎来她85岁生日时,在康涅狄格州一间安静的医院病房内去世了。我一个兄弟在医院楼下的大厅里给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的我打电话说,赶紧搭飞机过来吧,虽然为时已晚。我们家并非完美无缺。母亲离世时的情况也并非十全十美。但多亏她早些时候所做的选择,她总算是得了善终。而那些选择在当时看起来近乎残酷。

直到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她都睡在自己的床上。直到最后一刻,她都神智清醒。她避免了那些大部分人都害怕、最后却仍有许多人遭的罪:在重症监护时被插上各种仪器,无声无息、神志不清地死去;或在无谓的心肺复苏中忍受心脏除颤器的电击;或在疗养院中疯疯癫癫地死去。她得以有善终是因为她宁愿早点死去也不愿苟且活着。

Butler family
1946年,那时的瓦莱丽•巴特勒和杰弗里•巴特勒还是大学学生。夫妇二人从南非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养育了三个子女。
别误解我的意思:我母亲瓦莱丽·巴特勒(Valerie de la Harpe Butler)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是瑞士-法国和荷兰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拓荒者的后裔,这些人在19世纪中期驾着牛车跋山涉水,来到了南非尘土飞扬的内陆地区。她和我父亲杰弗里·巴特勒(Jeffrey Butler)在20岁出头时离开了他们的非洲家乡,带着满腔移民的活力来到美国,并在这里养育了三个子女(他们最后全都搬到了加州),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我父亲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我母亲是一名业余艺术家,曾为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职员工拍照用作他们的书籍封面,还练习日本书法,并在每天下午四点给我们提供茶点,从未间断。

当她40多岁患上乳腺癌时,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最残酷但也最有效的治疗。在经过两次乳房切除术和放射治疗后,她将自己夹杂着金色发丝的头发盘成经典的法式发髻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一如既往地美丽。即使在快到80岁时,她还每天步行两英里(约3.2公里),用她的瑞士缝纫机缝制优雅的衬衫,给花园除草,甚至自己粉刷了露天平台。

在父亲严重中风并失去独立活动能力后,她还担任了六年的家庭看护。当时父亲79岁,母亲77岁。父亲匆匆植入了一个心脏起搏器以维持心脏跳动,但他的大脑却渐渐死去。母亲看着父亲一年年陷入痴呆和痛苦。父亲被医术拉长了的死亡过程让她痛苦地意识到,医疗保健的默认倾向是最大可能地延长寿命、最大可能地进行治疗。那不是她自己想要的。

有这种想法的人并非只有她一个。莱克研究所(Lake Research Partners)和加州爱心护理联盟(Coalition for Compassionate Care of California) 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我所居住的加州,约70%的居民希望死在家中,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但实际上,就全国而言,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最后如愿以偿。五分之二的人死在医院,五分之一的可怜人死在重症监护室中,在那里死亡常常痛苦不堪。在一个以拥有选择自由为傲的社会,这样的落差令人吃惊。

Butler family
1947年9月,巴特勒夫妇在婚礼上。
这种情况带来了极其昂贵的经济花销。美国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体系(Medicare)每年5,500亿美元的预算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用在了生命最后一年的治疗上。该保险体系接近三分之一的病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接受了手术;将近五分之一的病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动过手术;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病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年曾进入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重症监护室中,10天徒劳无功的抢救费用可高达323,000美元。过度治疗每年耗费了美国医疗保健体系大约1,580亿美元至2,260亿美元。

为什么我们不以自己说的想要的那种方式死去呢?部分原因在于,虽然我们说想最后有个“好死”,但却表现得似乎永远不会有这一天。也因为,发达的救命技术将挽救生命和延长死亡两者间那条原本清晰的界限抹去了。还因为,说“干脆开枪毙了我吧”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我们遗忘了祖先都知道的东西:为“善终”做好准备并非是在被救护车送入急救室惊慌失措的途中匆忙做决定的过程。在死亡远未到来前,我们所做出和拒绝做出的决定将帮助我们决定到达人生终点的途径。在电影《小人物》(Little Big Man)中,当印第安部落首领Old Lodge Skins前去打仗时,他会说:“今天真是适合死去的一天。”我母亲生命的最后六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这让她有资格称自己得到了我们祖先引以为傲的善终。

Butler Family
1986年的瓦莱丽•巴特勒。
2009年初春,我发现当时84岁的母亲不停下来歇口气就没法绕卫斯理安大学室内运动馆走完一圈。她出现了两次危险的僵硬症,并患有心脏瓣膜症。在一次狂风暴雨中,我开车将她送到了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这家医院在老年人心脏瓣膜置换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外科医生告诉她,如果撑过这次手术,她将有可能活到90岁。如果不做手术,有50%的可能她将活不过两年。我母亲衡量了手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中风和痴呆──这些风险真实存在但往往被轻描淡写──然后说了不。

这一决定让她后来的心脏病医生感到困惑。但我发现,和我母亲同一年纪的人很像童谣中的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Humpty-Dumpty),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旦接受了痛苦不幸的手术或是得了医院获得性感染,他们的状况便开始急剧下降。我一个朋友眼睁睁看着她87岁的母亲在做完手术后恐怖地死去,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月。而这个手术正是我母亲所拒绝的。

但我母亲的“心脏衰竭处理”护士敦促我让她再考虑考虑。这名护士说,除了心脏,我母亲的身体非常健康,而且充满活力。我给母亲的内科医生托恩(Torn)打了电话。他说:“我非常了解你的母亲,并且尊敬她。她不想冒险接受一个可能让她逐渐衰竭或是不得不去疗养院生活的手术。我想,如果是我母亲,我也会建议她这么做。”

Matt Herron
巴特勒夫人和丈夫杰弗里,以及本文作者,他们的女儿凯蒂。照片摄于1983年。即使在她生命中最后的几年,她仍坚持每天步行两英里,用她的缝纫机缝制衬衫,给花园除草,并且自己粉刷了露天平台。
我给母亲打了电话:“你确定吗?那个外科医生说你有可能活到90岁。”

“我不想活到90岁,”她说。

“我会想你的,”我一边哭一边说,“你不仅是我的母亲,你还是我的朋友。”

那天,我停止了给母亲施加压力,不再要求她一直活下去,并且开始劝说她的医生减少而非增加治疗。这一代步入中年的儿女们正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个时代,发达的医疗技术制造出了一种幻想,让人们以为死亡可以被完美地掌控和定时。

这不是我们祖先所生活的世界。从“黑死病”瘟疫到19世纪的伤寒、产褥热和肺结核等流行病,他们无助地看着人们死去,无论老少。他们无可避免地学会了如何坐在临终之床上,面对死亡。

这一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所改变。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医生和发明家受到洗衣机、真空吸尘器、牲畜自动饮水器、橙汁罐和香肠肠衣的启发,捣鼓出了令人惊讶的新医疗器械。二战期间军中发明或应用的材料──尼龙、涤纶、硅和塑料──都奇迹般地有了新的民事用途。

疫苗、抗生素、透析、开胸手术、心肺复苏术、911紧急救助系统、心脏除颤器、更加安全的外科手术技术、心脏起搏器──全套的救生发明装置改变了医疗行为和其它一切,唯独摈弃了自然死亡。死亡地点从家变成了医院,这一行为抹掉了西方的死亡仪式,转变了身体的意义,改变了家人、医生、护士,甚至死亡本身在临终床榻上的表现。死亡从一种精神考验变成了技术上的胡乱抢救。

Butler Family
在丈夫严重中风并失去独立活动能力后,巴特勒夫人担任了六年的家庭看护。图为巴特勒夫妇,照片拍摄于2006年。
曾经为弥留之际的家人轻拭额头的亲属现在只能在限定的探视时间内看望病人。而死者也常常没有“最后遗言”,因为他们的嘴里插满了管子,思维因化学药品而一片混沌,这些药品可以防止他们把将其绑在这个世上的线和管子扯掉。重症监护室中持续数月的死亡过程会让死者家属频频感到焦虑、沮丧,并出现创伤后压力的症状。

随着最新的机器设备传到世界上那些晚近兴盛起来的国家,这些设备同时也改变了遗体的样子。日本佛教徒、殡葬承办人青木新门(Shinmon Aoki)说:“当我在1965年开始擦洗遗体并为其入殓时,大部分的死者都是在家中去世的。(那些遗体)看起来就像干了的壳,蝉蜕下的壳。”

青木新门在自己的回忆录《纳棺夫日记》(Coffinman)中写道:“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再也看不到枯树般的遗体了。那些从医院离开的遗体都呈膨胀状,两条胳膊上全是令人心痛的淤青,那是输液时针头留下的印记。有些遗体上还挂着导尿管和其它管子。他们死去的方式一点都不自然,完全不像秋季时枯叶掉落的画面给人的感觉。这告诉我们,医疗设备已经剥夺了我们思考死亡的空间。”

15世纪,一本名为《死亡的艺术》(Ars Moriendi)的畅销指南书为 人和罪人们提供了一张通往死亡之榻的路线图。书中,死亡之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受苦之地,而是一个巨大的超然战场,天使和恶魔在那里为争夺灵魂的控制权而斗争。家人和朋友聚集在床边,吟诵规定的祈祷文,为即将死去的人带去安慰、信仰和希望。直到19世纪晚期都可在印刷品中找到为适应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的神学需要而改编过的相似指南。而现在,死者亲属常常陷入慌张,并坚持“尽一切可能地挽救”,尽管这些挽救措施已经让人痛苦不堪而且毫无用处。出现这样的情况毫不奇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类似的指南和途径。有个计划看起来总比两眼一抹黑要强。

那年春天,我母亲修好了地下室破裂的窗户,将我父亲一直没有写完的书稿扔掉。她对人说,她不想给孩子们留下一团糟。她的胸痛更加厉害了,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忍着疼痛来到花园──那是我最大的成就──打理之前疏于照管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花园,这里将变得平淡无奇、了无生气。但事情就是这样。接受,接受,接受。”

7月,一名新的心脏病医生建议母亲进行支架植入以减缓胸痛,并接受实验性的二尖瓣置换手术,将装置悬在血管下方。这名医生在自己的临床笔记上写道:“当我提到可能有中风的危险时,她立即拒绝做手术,并且不想再做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再次要求只做缓和治疗。”

Butler family
她拿出日式砚台和毛笔画了最后一个一笔而成的圆圈,并在下面写上了“献给我的追悼会”。
那年8月,她心脏病发作。我一个兄弟坐飞机赶到了她的病床边,当时我正赶着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一项工作。第二天,我接到了另一名一直在为我母亲进行治疗的心脏病专家打来的电话。她说,我母亲的心血管变得越来越窄,已经很难安装支架了。他们正准备给她做心脏搭桥手术和瓣膜置换手术──这正是她五个月前所拒绝的。

她似乎正站在一条通往一系列“万福马利亚”手术的滑道上,这些手术危险、痛苦,令人备受折磨,每一次手术都会增大她死在重症监护室的可能。我后来发现,这些手术可能会耗费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体系8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如果出现并发症,费用将会更高。

我愤怒地对那名大为惊讶的心脏病医生说,我母亲早在尚有更大的机会撑过手术之时就拒绝了手术,我看不出来现在有什么理由去迫使她接受。后来我发现,一项重要的研究显示,有13%同时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和心脏搭桥手术的80岁以上的病人死在了医院。一项较小规模的研究表明,其中13%的人死在了医院,另有40%的人被送进了疗养中心。

我给在医院的母亲打去电话。

我说:“我想我们抓住的不过是……”

“救命稻草,”她替我说完了这句话。她很安静,说道:“要放弃希望真的很难。”

四个小时后,她打来电话。“我想把我的缝纫机送给一个真正会缝制东西的女人。那可是贝尔尼纳(Bernina)牌的。他们现在已经不制造这样的机器了。它是全金属材质的,没有一个塑料部件。”

“我已经准备好死去了,”她继续说道。母亲一贯坚忍克己,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这一刻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珍惜布赖恩(Brian),”她说起和我相处已久的伴侣,“我爱他,因为他为你所做的一切我爱他。”

我母亲当时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可以接受临终护理了。随后,她带着一个便携式氧气罐回到了家中。她为自己不是特别喜欢一本我在她80岁生日时亲手为她制作的爱心小书而向我道歉。她还更新了遗嘱。一名临终护理人员为她剪短了长长的白发。她开始注射洋地黄,并在舌头下面喷吗啡以缓解心脏剧痛。

她观看了一只蛾子破茧而出的过程,并对着那只蛾子湿哒哒、皱巴巴的翅膀拍下了她此生最后一张照片。她拿出日式砚台和毛笔,画了最后一个一笔而成的圆圈──日本人称之为“禅圆”──并在下面写上了“献给我的追悼会”。

最后一次和她通电话时,我就在做飞回去的计划了。在一次情感倾诉中,我告诉她我是多么珍惜她风雨无阻的下午茶带来的回忆,并后悔没有多学到些她在家庭事务上的优雅。

“但是,凯蒂,”她用微弱的声音说,“你擅长其它的事情。而且也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天晚上,她不停地呕吐。她被送进了临终病房,我一个兄弟随着救护车一同前往。在被安置上床后,她取下了锻制银耳环,并对护士说:“我想把身上所有的垃圾都去掉。”既然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她也要赤条条离去。第二天早上,她让我兄弟给他在加州的两个兄弟姐妹打电话。等他回来时,母亲已经走了。他啜泣起来。

在我看来,她去得太快了。我对自己未能飞过去帮她而感到痛苦万分。但她是以自己选择的、而不是其他人所想的死亡方式离去。她的死亡过程痛苦、凌乱,并不完美,但那是死亡无法控制的特性。我告诉你她的故事,也许我们可以开始为这个生物技术时代打造新的“死亡艺术”。她死得善终,她迎面正视了死亡。

(编者按:本文编选自Katy Butler的新书《敲响天堂之门:通往善终之路》(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The Path to a Better Way of Death)。此书已于9月10日由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Scribner)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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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

国周五发布了期待已久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承诺在区内放松服务业和金融业限制,使之成为经济增长放缓时期推进改革的“试验田”。

上海和中央政府主要改革支持者主张成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被视为中国在向更多竞争者和民营资本开放国内经济重要领域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

中国国务院周五宣布了广受期待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虽然方案中罗列了大量政策目标,但明显缺少细节。

Reuters
一名女子从上海自贸区一块欢迎标识旁骑过。
汇丰(HSBC)经济学家马晓萍说,如果方案中的所有措施都得到全面实施,那么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将是一大挑战,但方案缺少细节。

其他人基本同意马晓萍的观点。

瑞银(UBS)经济学家汪涛说,这是一个试点项目,并不意味着会立即产生宏观影响;如果试点成功,将可推广到全国,这是其重要意义所在,而非马上就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

一直大力支持创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预计将出席周日举行的挂牌仪式。

有关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消息一直受到密切关注,人们希望从中获取有关试验区内人民币可兑换性增强计划的细节。周五发布的总体方案中提到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但没有更多内容,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不大。

据中央政府网站周五发布的总体方案,自贸试验区的总体目标是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国务院就印发该总体方案所发布通知的落款日期为9月18日。

政府高层官员已多次承诺要放松资本管制,逐步取消由央行设定基准利率的制度,从而实现利率市场化。政府也一直在研究向民间投资开放由政府主导的金融业,以增强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长期增长。

但迄今为止这些方面的改革一直进展缓慢。

总体方案称自贸试验区相关管理规定将自10月1日起在三年内试行,从而承认了上述困难的存在。

据总体方案,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

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但这些方面的讨论遭到了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抵制,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自贸试验区允许外资企业直接提供一些互联网服务,还取消了十多年来对外资企业销售游戏机的禁令。不过总体方案再次出现了内容不明确的地方,分析师们称,他们预计中国不会改变严格管控互联网信息的做法。

自贸试验区还鼓励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同时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

国务院发布的总体方案还指出,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另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表示,已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成为首批获准建立上海自贸区分行的商业银行。

自贸试验区还将通过退税等方式支持租赁业务的发展。据总体方案,政府将针对在试验区注册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实施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自贸区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外商独资娱乐场所和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上海自贸试验区涵盖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8平方公里。

Liyan Qi 发稿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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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激增

国有报纸《经济参考报》周五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自2010年以来几乎翻番,这再度引发了针对潜在还款问题以及中国银行系统健康状况的担忧。

报道援引了政府审计的结果,并未给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最新数字。但是按照2010年审计结果计算,翻番后大约是人民币20万亿元(合3.2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9%。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及其下属企业增加借款以提振经济,中国一直担心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增速过快。

中国多数地方政府被禁止自行发债,因此它们设立了地方融资平台,以规避中央的限制,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项目筹集所需资金。

2009和2010年,中国在金融危机后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这些融资平台债台高筑。随着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中国2011年对地方债发行加以控制,但后来经济再度放缓,地方政府寻求通过新的投资来提振经济,导致借款规模再度扩大。

由于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中国国家审计署7月份宣布将全面开展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并于10月份公布审计结果。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7月份曾向记者表示,政府虽不确定地方债的规模有多大,但已经意识到其存在的风险。

他表示,本届政府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是确定地方融资平台到底有多少债务。

国家审计署在2011年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总计人民币10.7万亿元,相当于当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

新华社主管的《经济参考报》援引参与最新审计工作的审计人员的话称,建设—转让模式(BT模式)等新举债方式成为拉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主要推手。

虽然还没有迹象显示最新统计的债务中有多少可能变成坏账,但借贷水平的快速上升至少是一个警告,意味着为政府支持的各类支出提供信贷的银行可能出现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在2013年上半年放缓,外界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加剧,特别是很大一部分贷款用于基建和房地产这类近期几乎不可能产生回报的项目。

中国地方政府债大幅增加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一些前官员和分析师此前透露的数据和周五《经济参考报》公布的大致相同。

中国前财长部长项怀诚4月份时对记者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发行在外债务的规模可能已超过人民币20万亿元,而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在7万亿至8万亿元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煜辉本月也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已达约20万亿元水平。

William Kazer

Friday, September 27, 2013

丑闻无碍中国展示成都

周在成都举行的一个大会意在庆祝华商的成就。同样也是在成都,一起逐渐揭开的丑闻似乎凸显出官商有时是如何勾结起来的。

Tim Franco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成都高档购物区。
世界华商大会(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周三在四川省会成都拉开帷幕。中国媒体报道说,将有3,200位来宾出席会议,高层政府官员对此次会议给予了支持。

但这个早就安排好的大会开幕之际恰逢几位成都最知名的商业人士陆续不见踪影之时。正如《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的,他们从人们视线中消失的原因大多不得而知,但此前,中共去年曾公布说,一名曾担任成都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官员因涉嫌腐败而被拘留。

据当地政府说,一位前成都市委书记及多名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因涉嫌贪腐被拘留。有关部门没有回复记者询问其他人情况的传真和电话。

对成都的担忧焦点在于,鉴于成都扮演着中国西部门户城市的角色,这起丑闻可能给该市的活力带来怎样的影响。成都以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辛辣的美食而闻名。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政治问题打击了中国高层官员展示成都的兴趣。该市聘请了国际公关专家,迫切希望为外商投资创造条件。比如,据国有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华商大会致贺信。

大会上的一位特邀演讲者是中国的一位高层官员、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政协是一个政治协商机构,其成员包括中国一些最富有的商业人士

中国国有媒体报道说,俞正声对与会的海外华商和其他外商说,他们的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俞正声说,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强劲的市场需求,将为广大华商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富潜力的市场空间。

尽管与会的海外华商对中国的经济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失踪的成都企业家对该市也同样重要。比如,世界华商大会的庆祝活动将在失踪企业大亨中最知名的一位所建造的设施中举行。这位大亨就是亿万富翁、会展旅游集团(Exhibition & Travel Group)的创始人邓鸿。

该会议中心位于邓鸿最近建造的另外一座建筑新世纪环球中心(New Century Global Center)附近。新世纪环球中心号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

James T. Areddy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了不起的盖茨比,了不起的美国梦

周舵

友王瑛推荐我看《了不起的盖茨比》,但没说为什么。看了才明白,她或许是联想到了我们当今这个“小时代”。电影《小时代》是不是受过《盖茨比》的启发,我不敢肯定,但它们之间的相似──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却一目了然。但这仅仅是表象。

要正确理解《盖茨比》,应该知道一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柯立芝繁荣”。在柯立芝总统当政的那几年(1923─1929年),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洋洋自得的乐观主义深入人心,白手起家、非凡成功的美国梦似乎属于每一个愿意为之奋斗的美国人。倒是很有几分像今天的中国。

柯立芝本人正是美国梦的化身,他相信霍雷肖•阿尔杰使之传诸久远的那种好运气,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节约每一分钱,奉公守法,沉默寡言,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设法找到一个机会,使他成名。霍雷肖•阿尔杰,是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擅长讲述在贫困和逆境中奋斗后获得财富及荣耀的美国式英雄。柯立芝崇拜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在他看来,财富就是蒙上帝拣选的明证。他认为,办企业就是美国的事业,“建造一个工厂,便是建造一座教堂。在那儿工作就是在那儿做礼拜”。

这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只不过,是庸俗化、“异化”版本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原本是为了荣耀上帝“拼命赚钱,拼命俭省,拼命捐献”,到了柯立芝时代,却变成了不信上帝,“拼命投机,拼命享乐,不顾穷人死活”。《盖茨比》小说原著作者菲兹杰拉德从内心鄙视这个“除了发财享乐别无一物”的庸俗版美国梦,而我们的《小时代》恰好相反,是要引导中国的80后、90后对庸俗版美国梦的中国翻版垂涎三尺。

美国之所以“伟大“,决不仅仅是因为有钱。受迫害的英国清教徒当年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满心希望建立一座能实现他们宗教信仰、堪当世人道德楷模的“山巅之城”。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真正的美国梦。美国的自由宪政,教育文化,公民社会,企业创新,美国人对于自己作为全世界“自由灯塔”的自豪感和理想主义……全都是从这里发源的。

资本主义新教伦理造就了美国的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却不可避免地引出纸醉金迷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的物质主义,而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又是新教伦理的腐蚀剂。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菲兹杰拉德称颂盖茨比“伟大”,因为他是美国梦的化身;但又给他安排了一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暗示了美国梦──那个庸俗版本的美国梦──的空洞无聊和毫无意义。小说里多次提到女主人公黛西为生活毫无目的而苦恼,频频发问“今天干点什么好呢?”、“今后几十年都怎么过啊?”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财富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我们可怜的《小时代》却对此毫无觉悟。

盖茨比的“伟大”,在于他有伟大的梦想,并且不折不饶地追寻这个梦想。他的动力除了出人头地之外,还因为他是个大情圣。为了这份如火如荼的炽烈爱情,他不惜一切代价。他成功了。但他又是这个梦想的牺牲品,因为这个由巨量金钱和显赫社会地位填充的梦想,这曲炫目财富和火热爱情的二重奏,其实是个毫无精神价值的虚空。他所疯狂爱恋的女神黛西,不过是具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和她所尊崇的金钱地位价值观一样空洞无物。

不仅如此。美国的上流社会仍然顽固坚持着旧贵族式的势利,对于盖茨比这样白手起家的暴发户满心鄙夷。菲兹杰拉德不停揭露这个旧权贵阶级的虚荣、无知、野蛮和堕落,对穷小子出身的盖茨比寄予无限同情;同时又无情地告诉读者:盖茨比其实是活该,他的奋斗注定失败,因为他和汤姆骨子里是一路货,却又没有汤姆那样的显赫家世来为自己金碧辉煌的外表背书,于是,盖茨比在和汤姆的黛西争夺战中简直就不堪一击。

盖茨比成于斯,也败于斯;他的伟大梦想成就了他,也极其残酷地欺骗了他、玩弄了他。这个伟大梦想根本不属于盖茨比;说到底,也不属于任何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伟大”梦想!──这就是我想再一次告诉《小时代》粉丝们的事实真相。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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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26, 2013

中国人口正趋向大城市化而非城镇化

李迅雷

镇化一词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和动力;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前者发展的模式更加多样化,即既要发展大城市,又要建设好小城镇。如农村的城镇化,就是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设想总是完美的,但现实又是如何呢?

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方向是大城市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21世纪的全球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村庄在不断合并消失,农村的荒田数量在增加。2012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自然村过去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却在迅猛增加。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百万人口城市数量为122个,五年后的今天,据称已经超过160个。

尽管不少人对大城市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堵车、生活成本高昂等诟病甚多,而且,大城市的政府部门也对人口流入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如户籍限制、购房限制、考高中、大学限制等,但依然阻止不了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入。比如,上海政府部门曾预测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2250万,如今却已经达到2400万了。

为何人口迁移更倾向于大城市呢?首先,这是在全球都带有共性的趋势。因为大城市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即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小城市或小城镇由于规模不经济,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其劳动生产率通常要比大城市低20-30%。因此,人口集聚本质是一个经济现象,从世界各国最大城市的案例看,东京人口占日本城市人口的41%,GDP占日本的18%;首尔人口占韩国城市人口的25%,而GDP占24%;而上海人口只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GDP占全国的4.4%。即便日韩没有参照性,那么纽约人口占美国城市人口的8%、孟买人口占印度城市人口的6%,同样是大国,中国的集聚度还是明显不足。说明中国今后人口大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人均拥有的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的总体短缺和分配不公平,也是中国大城市化的特殊原因。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收入中用于民生服务的支出偏少,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占比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用于投资和政府开支的占比又偏高。而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镇,交通环境、教育医疗、就业薪酬及文化娱乐等条件都要好得多,自然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据说,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格”值50万,而中国迄今为止,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差距还非常大,全国竟然还有30%以上的人口喝不上清洁饮用水。这就是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动力所在。

随着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租等生活开支不断增加,人口又会外迁至离核心城市较近的郊区或中小城市,从而形成了大都市圈。目前,中国的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中部城市集群、成渝地区等大都市圈都在不断集聚人口和扩大地盘。

城镇化症结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

英文中没有城镇化的对应词汇,只有urbanization,这就引发一个思考:城镇化是经济学概念吗?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阶段,提得最多的口号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就是所谓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那个年代提城镇化,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其产品比较低级,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专业分工不复杂,其背景是当初商品供不应求,处在短缺经济时代。

如今,中国早已步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大部分制造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模式就难以适应社会化精细分工、配套协作的要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本身已经说明乡镇企业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农村的工业化不可行,而离开了工业依托的城镇化,就有点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有多强呢?

不管是哪门学派的经济学,其前提都是“资源是有限的”,假如资源可以无限攫取,则经济学就没有存在必要。故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及水资源等都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而言,就更应该选择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模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即便在美国,尽管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富裕,但其人口迁移也是趋向于集中的。美国的一半以上人口只集中在五个州,80%的美国人口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25%,降至如今的17%。由于市场选择了集聚经济模式,导致大城市成为多个制造业中心,而且由于人口、资本、技术等密度的增加,服务业也得以空前发展,其增加值反超制造业。而小城市则发展成为某一领域专业化较强的城市。

或许,有人会说,德国发展中小城市的案例很成功,并没有出现大城市集聚的现象。确实如此,但前提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必须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这就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管,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民生支出,同时,也必须有这个财政实力。而对中国而言,当今的政府财政只是一个吃饭财政,社会保障的缺口巨大,存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合理的双重问题。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即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小城镇迁移。但前提在于这些小城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他福利都与大城市差异不大,这才构成“逆城市化”的理由。人作为经济动物,其迁移地的选择,肯定是做了各种利弊得失的周全考虑。故“逆城市化”(或称为城镇化)一般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城市化率已较高、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发生的。

对中国而言,由于城市化过程还远未完成,期望全国各地都通过本乡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城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10多年来,中国投资的流向与人口流向恰好相反,表明了生产要素的错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是大城市化之后的逆城市化过程。

为何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总是忽视成本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前后提出过很多个关于区域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笔者认为,除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取得超预期的成功外,其他诸多发展战略的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比如与解决三农问题相关的战略、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相关的战略等,都不尽如人意。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2003年提出,而目前农村留不住中青年已是不争的事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也提了多年,但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投入产出比在过去10多年中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地方债务水平却大幅上升。

单纯从这些发展战略的字面去理解和解释,都是合理且必须去这么做的,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容易对此达成共识,但大家可能忽视了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两大原理,一是资源是稀缺的,二是存在机会成本。正是由于资源有限,西部投资多了,东部就会减少;假定西部的投入产出比是1:1.5,而东部是1:2.5,显然投资西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事实也恰恰如此,目前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接近80%,即投入产出比已经下降至1:1.2,如此低效的投资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是令人吃惊的。而占国土面积15%的东部,所创造的GDP占全国52%左右。

即便是低效率的投资,总能够实现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或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吧?但事实上,过去10多年来,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社会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说明看似缩小差距的战略,却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结果。可见一定要敬畏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最近很多中西部地区都在大力招商引资,但效果却非常不理想。原因何在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假如有两个同心圆,第一个圆A的半径是100公里,A内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第二个大圆B的半径是300公里,B-A地区的制造业比较落后。尽管A与B的半径只差两倍,但A与B两个圆的面积却相差八倍。若B-A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都想招商引资,即便A区域内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也只能满足B-A区域内的1/8的工业化需求,好比一只绣球抛出,有八双手在抢。故中西部地区要对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样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更何况当今中国大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窘态,中西部地区化巨额投资所建造的大量基础设施,会有不少将被闲置浪费。
其实,这个简单的算术题之所以一直被算错,还是由行政体制决定,因为地方政府部门都忙着去实现GDP目标,而实现可操控的手段,无非就是投资、借债借贷、卖地等手段。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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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出现按揭违约和弃房潮

国东部城市温州面临的信贷收紧和房价下跌已引发房产抵押贷款违约和抵押房产被放弃的现象。温州地产价格持续走低与全国房价一路走高的势头形成对比。

中国某国有广播电台援引温州一名负责调查房产抵押贷款违约情况的官员的话称,当地房主已放弃580套住房,另外还有15起房产抵押贷款违约案例。

此前温州媒体报道的违约情况更加普遍。该国有广播电台的报道未说明上述违约案数量的统计时间段,而这些官方数字也并不惊人。

但这种趋势值得注意,因为通常情况下中国购房者会倾向于在市场下跌时也继续持有。上述官员称,信贷问题是导致越来越多的房主放弃所购房屋的因素。

中国房地产价格在投机因素的推动下不断上升,促使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展开调控并使市场短暂企稳,但今年中国多数城市房价恢复升势。官方数据显示,上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均价的升幅达到201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被称为中国私营企业家摇篮的温州却是例外。自2011年8月份以来,温州房价每月都同比下跌。

在上述官方房价数据统计的70个大中城市中,温州是唯一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城市。不过,私营数据调查机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China Real Estate Index System)的数据显示,海南省的海口和三亚房价也在下跌。在房地产调控开始前,这两个城市的房价曾被投机客大幅推高。

对于建立了打火机、纽扣、拉链等商品出口产业的温州来说,中国出口的放缓以及政府对非正规融资的控制构成了沉重打击。

联昌国际证券(CIMB Securities)分析师胡继中(Johnson Hu)称,前几年宽松的信贷环境导致许多温州人过度借贷。现在信贷趋紧,有些温州人被迫卖房。

法国里昂证券(CLSA)称,在楼市最火爆的时期,温州的平均房价几乎与北京和上海的房价相当,较二线城市高160%。

受流动性紧缩和政府出台的多套房限购政策的影响,2012年温州房价开始回落,而其他大中城市的房价则因需求持续强劲而相对保持坚挺。

温州房价下降的趋势最近有所放缓。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数据,8月份温州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下降10.2%,而4月份房价同比下降了21.7%。

温州房价的下降意味着许多之前大举借债投资楼市的温州人现在的欠债高于房屋价值,这些人因此更倾向于弃房。

广播电台援引上述温州官员的话称,在温州现有210,000笔按揭贷款中,有2,584笔为不良贷款,风险并不大。报道称,截至7月底,温州按揭贷款额总为人民币2,477亿元(合405亿美元),不良贷款总计为人民币52.9亿元,不良贷款率2.13%,依然可控。

报道称,温州包括按揭贷款和其他贷款在内的不良贷款率为3.85%。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发言人对记者的提问未予回答,而是请记者去问广播电台。

今年8月份,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堪忧之际,温州获准放宽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限制,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则维持限购政策不变。

温州监管部门当时表示,放宽二套房限购政策是因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房价一直控制在合理水平,而且房地产行业对经济有拉动作用。

Esther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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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上海自贸区概念

顾蔚

海自由贸易区将于周日正式挂牌成立,哪些商品或者服务属于自由交易的范畴尚无定论。投资者已经推高了当地房地产公司的股价,而学者们则做出了从货币自由兑换到解禁Facebook的各种预期。

关于房地产,投资者的思路未免过于狭窄;关于资本开放和媒体开放,学者们似乎有欠思考。

中国政府历来不会一下子进行重大而大胆的变革,总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带有风险的新尝试。中国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勤(Deloitte)驻上海的税务及企业服务执行合伙人蒋颍称,政府想要试探,想看看企业能够提出哪些新想法。

要正确看待上海自由贸易区,就要考虑到政府眼下的需要和目标。中国股市诞生于深圳──中国的首个经济特区。而今日的上海已经拥有4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全球几乎所有大型银行的办事机构,在上海进行下一轮经济试验具备一定条件。

首先,之所以说投资者的思路有过于狭窄之嫌,是因为据看过自贸区规划草案的人士透露,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注册的企业未必需要在那里经营才能享受各项优惠政策。这意味着,如果有更多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或扩大现有业务规模,那么上海全市的商业地产所有者以及金融服务机构都有可能获得更多商机。

Reuters
上海自贸区将于周日正式挂牌成立。
其次,人们总是倾向于把改革往大里说。实际上,即便是微小变革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它们也更有可能实现。最大的变革之一,可能就是放松对跨国公司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的限制,以及法律和税务方面的微调。如果上海自贸区允许外资公司更加便捷地移动资金,在削减成本和增加灵活性方面会令其受益。这可能就是金融市场化的限度。

其它变革可能会与中国领导层已明确宣布的改革目标有关,其中包括增加消费支出和改善医疗服务。

海外旅行社可能会被允许参与中国繁荣的出境游市场。中国出境游研究所预计,在今年7月份至明年6月份,将有超过一亿人次的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目前在这一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比如携程和中国旅行社,将面临来自Expedia等外国公司更加激烈的竞争。

私人医院和养老院也是外国投资者感兴趣的领域。目前这个行业只允许外资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进入。引入更多海外投资者应当也有助于减轻人满为患的中国医院的负担。

知情人士称,自贸区将允许任天堂、索尼和微软等游戏机制造商和游戏开发商直接在中国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但考虑到中国盗版猖獗,而且国内游戏公司已经拥有很强实力,所以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并非易事。

艺术品经销商也看到了希望。佳士得周四刚刚在上海举行了其在中国的首场拍卖。印度华裔农业富豪余德耀表示,如果要把收藏的海外艺术品拿到他在上海的私人博物馆展览,需要支付高昂的税费。而随着自贸区的成立,这种情况可能出现改观,因为中国政府正大力鼓励艺术品行业的发展。

媒体等政治敏感性行业可能是最后一个放开的领域。据《人民日报》报道,自贸区内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访问仍将受限。考虑到中国银行业既得利益者势力强大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业开放可能将逐步进行。

金融行业内可能受益的一个领域是信用调研公司。政府将放松对业务注册的限制,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信用调研服务来帮助它们发现对手方风险。英国高伟绅律师事务所认为,外资信用调研公司会被获准进入自贸区。

习惯了跟着中国政府指挥棒转的中外企业一直在问律师:在没有看到全部细节之前,如何知道自身行为是否合规?即使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自贸区更详细的规定,也很可能只是泛泛而谈给个大方向,而不会就允许和禁止的行为给出具体准则。当然,这也是试点的全部意义所在,就是让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投资者也不一定完全没有头绪。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明智之举是思考顺应中国发展目标(进一步推进经济平衡)的创新业务,这样才最有可能从之前受限行业的开放中获益。

(本文作者顾蔚是《华尔街日报》中国财富和奢侈品编辑,并负责该报中文网的原创内容。欢迎追踪她的中文网博客”高净值生活”,和每周五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的专栏。评论请发送邮件至wei.gu@wsj.com,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顾蔚WeiGu)追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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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众望所归?

汪涛

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预期届时将公布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很多学者和投资者视其为“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事件。经历数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威胁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社会稳定。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新一届政府不能现在推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

最严重的结构问题何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增长则相对落后;政府在掌握和配置资源上的作用过大,抑制了创新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平等已加剧到了危险的境地;环境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很多经济学者和投资者也非常担忧中国的杠杆率过高且快速增长、影子银行不断膨胀、投资效益下降以及房地产泡沫。我们认为政府也了解这些问题,但除此以外,相当大的城乡及区域差距、为每年百万农民工提供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也是政府所担心的重大问题。

三中全会可能推出什么改革?改革将对经济和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届时政府在关键改革领域并没有重大突破,经济会很快崩盘吗?投资者是否应该迅速离场?

我们认为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几年的改革制定方向和框架,但不太可能公布太多细则。我们预期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大手术,也不太会在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不过,这些并不值得恐慌。我们预计未来两年里政府将会逐步启动许多改革措施,包括金融市场改革和放松服务业管制,之后再推进更加艰巨的改革。未来1-2年里,即使没有重大改革出台,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城镇化的推动以及仍然充裕的国内流动性,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仍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当然,如果未能有序推进必要的改革,那么增长恐怕将难以持续。

对哪些改革不宜期望太高?

由于三中全会是党的会议而非政府会议,而且考虑到艰难的改革也需要一定时间来获取政治上和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许多问题上仍然存有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就以下一些问题不宜对三中全会抱有过高的期待:

未来十年所有重大改革措施的路线图或具体时间表。这是党的全体会议,主要是为改革设定基本原则和方向、而非具体细节。此外,即便就要改革什么达成共识,对于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先后顺序也仍有争议。政府需要在未来几年里对各种提议进行论证和抉择。

立即重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不同利益集团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此也是最难操作的。尽管这方面可能会出现许多调整,但我们认为未来两年内以下方面难有重大突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作大规模让税、大举发行地方市政债、全国范围征收房产税或对个人所得税作出重大改革。

对过剩产能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政府一贯担心重组带来的不稳定和失业,因此很可能会选择提振需求和限制新产能来作为解决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尽管目前许多领域都存在过剩产能,但国有企业的处境并没有90年代末那么糟,因此我们认为政府不会很快启动大规模国企改革或私有化。然而,价格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会有助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间接冲击到国有企业。

全面清理银行不良贷款、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从政府角度来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然稳健,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远未严重到需要政府救助或资本重组的地步。对于可能隐藏着的大量不良贷款,
中央政府可以选择:1) 等待经济增长改善;2) 让银行逐步消化;3) 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其尽可能还债,包括通过有序出售资产等方式。

全盘打压影子银行、大力去杠杆。我们认为政府内部对于中国整体杠杆率过高、影子银行存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政府仍在试图通过扩大融资渠道来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尽管政府对一些金融产品的风险表示了担忧,但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发展债券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已是既定目标。

土地改革出现重大突破。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我们认为政府会尽可能地尝试多种形式的试点,但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我们认为短期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的难度也非常大。

计划生育政策重大转变。尽管政府可能会允许少数地区和城市放宽“单独”政策,但我们认为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短期内不会像一些市场人士预期的那样出现重大变化。我们认为对政府而言,让现有人口更充分地就业、保障食品安全、完善社会保障才是当务之急。正如李克强总理近期在大连所说的:“中国在长期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人口多的问题。”

能期待哪些具体改革?

11月的三中全会很可能会设定一个涵盖所有重要领域的综合改革框架,不过其中的很多政策语言可能会是耳熟能详且较为模糊的。

我们认为,政府将会以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原则来指导改革,并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推动金融市场、户籍制度、财税体系、社会保障、能源和资源定价、政府行政管理以及农村土地等领域改革的中心和抓手。改革的核心在于推动“人”的城镇化,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缩小社会不公并减轻结构性失衡。主要措施可能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投资活动和要素定价的直接干预,提高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和质量;逐步放宽对服务业、要素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管制。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在现实社会和政治环境约束下能够采取的措施可能大相径庭。未来两年里,鉴于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和众多改革试点,其影响也更加渐进和分散,加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借此拥有更多融资渠道,因而改革阻力相对较小,我们预计金融领域改革将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此外,我们预计政府将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以推动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使基本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全国统筹,同时继续调整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

财政和土地改革至关重要,但也可能最难推进。我们认为政府会明确改革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实施可能相当缓慢──比如,中央和地方关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都存在相当不同的看法。财税改革方面,我们认为服务业营改增可能进展最快,在未来2-3年内即可完成,地方政府收入占比也将随之调整。地方政府或将通过资源税改革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中央政府将在基本养老和疾病防控等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我们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流转方面将继续取得一定进展,但近期内政府不太可能允许农村用地直接入市用于房地产开发或城镇建设。

城镇化方面,我们预计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政策。不过,与户口紧密关联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需要更多资源和激励来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果没有社保、土地、财税体系的配套改革,城镇化或户籍改革也许最终会变成房地产和建设热潮的推动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城镇化──其本意应是刺激消费、缩小收入差距并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以下列出了我们认为在未来1-2年里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

金融领域:

发展小型和民营银行以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鼓励金融创新,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并加快发展债券和信用市场;
逐步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放松国内实体在海外融资的规定,放宽对外投资。

税制改革:

到2015年底将完成服务业营改增以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
未来两年内将资源税改革范围扩大到煤炭和其他采矿领域,同时也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来源;
减免小微企业的税项(包括服务业);
调整不同商品的消费税率,将消费税范围扩大至部分高能耗和高污染商品,并将部分税收转移给地方政府;
未来两年里将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到更多城市,但我们预计对政府收入影响有限。

地方政府财政:

通过资源税和消费税改革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但全国范围内的房产税政策在未来两年里不太可能出台;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并将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中央预算,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
逐步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券发行规模,将更多支出项目纳入正式预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长效融资机制。

城镇化相关改革:

完全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但各地区的实施要求和具体进度可能会各不相同;
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使更多农民工和农村人口受惠;
扩大医保范围,扩大大病保险覆盖范围;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从而推动全国异地接续和劳动力的转移;
促进有条件的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收益比重。

其他改革:

减少政府审批,简化相关流程,放宽政府监管;
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医疗保健、金融服务以及其他行业的门槛;
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调整其他能源、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价格。

改革的短期影响

短期内,上述改革进程将对经济运行和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认为:

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成立民营和小型银行、放松外汇管制、发展债券市场以及资产证券化,应有助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这意味着未来两年内经济体系将找到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的新方式,从而为投资和增长提供更多支持。

金融市场化、减少政府审批、放松监管以及减税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这反过来应能带动就业并使得内需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不过,放松投资审批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方投资冲动,包括对铁路和地铁项目、工业园区以及开发区的投资,从而推高房地产以及整体投资。

放开户籍制度并推行新型城镇化,不管规划如何,都可能让地方政府借此在未来两年里大搞城市扩建、升级基础设施,利好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

扩大医保和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以及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和养老服务领域,应有助于增加相关服务领域的供需,从而促进相关就业和消费。

另外,调整能源价格、提高资源与消费税会降低(煤炭)采矿业公司的利润率,提高重工业成本;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可能会减少国内流动性、推高国内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此外,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也可能冲击房价和房地产建设活动。

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影响,并结合我们对各类改革先后顺序的判断,我们认为短期内改革进程更有可能推高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

未来两年改革对银行业的影响可能有好有坏。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会挤压银行净息差,但只要资本外流有限,资产证券化有望改善银行的流动性。此外,地方政府财政如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如增加地方税收收入、或是扩大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即便最初影响可能较小,也能够减轻银行对贷款的依赖、减少潜在的不良贷款,这些措施应该对银行业有利。资本市场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也会利好整个证券和资产管理行业。

改革的长期影响及风险

改革的长期影响取决于后续改革能否跟进,包括对公共财政及税收体系实施更彻底的改革、土地改革、银行及国企治理改革等。我们认为,后续改革措施的跟进和落实将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再平衡,降低对投资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更多地转向服务业、消费以及提升核心制造业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此外,更平衡的增长模式、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保网络也会有助于减轻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

如果没有后续改革措施的跟进,那么最初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体系杠杆率升高的风险加剧、增长对房地产和投资的依赖增大,从而给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更严重的隐患。举例来说,如果不对公共财政和社保制度作出重大调整,那么一旦城镇化加速与金融管制放松相结合,就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而无法实现“人”的城镇化。房地产过热、土地价格进一步上涨可能会增加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进一步推高国内生产成本、削弱竞争力。这应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拉大失地农民、农民工与城镇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

虽然放松金融管制有望促使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但也可能催生信贷泡沫,尤其是当公司治理和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而金融监管又在放松管制的大环境下效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银行净息差的保护、隐性的存款担保、以及对所有银行的隐性兜底将引发相当大的“道德风险”,可能会导致银行、地方政府及企业部门追逐更高风险的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影子银行的持续迅速发展可能会给金融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而不是成为分散风险的一种渠道。

政府不可能同时推进所有领域的重大改革,但如果重点改革的顺序不当,有可能会给经济和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在利率和其他主要要素价格仍受管制且存在扭曲、地方政府尚未实现预算硬约束、银行及国企治理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加速放开金融管制、以及更关键的快速放开资本账户可能会加剧国内失衡、放大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们认为,资本账户开放速度是未来3-5年需要重点监控的一个风险点。

投资者应该在 11 月撤离吗?

如果三中全会并未出台重大改革规划、或者没有在关键改革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遭遇重大危机、投资者应当立即退出?

我们不这么看,至少短期内不需惊慌。

首先,我们认为随着政府建立起改革共识,或者在一些初步改革措施的引导或驱动下,后续改革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跟进。当结构性问题不断累计、或将不可持续时,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措施进行相应调整,以化解风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史一再映证了这一点。

其次,改革需要时间、并不能一蹴而就,具体改革措施的实施同样需要一定时间。彻底的改革在短期内未必全都是有利的──改革可以释放未来长期增长潜力,但对不同行业和领域可能影响各异。例如,能源价格上涨不利于重工业企业;允许农民直接出售土地会降低地方政府收入,也可能压低土地价格和房价;治理污染会提升企业的成本;提高社保水平可能会提升劳动力成本……因此,改革需要稳步但渐进地推行。

第三,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仍具有一些发展的利好条件和优势:

尽管人口老化,中国仍有数千万过剩劳动力可以逐渐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鉴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还具有很大的资本深化空间,可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为生产部门中的过剩劳动力装备机械化工具,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使内陆地区与沿海市场和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约为50%,目前仍然能为国内杠杆率提升和投资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

尽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但政府仍拥有大量资产和相对稳健的资产负债表;

至少在未来两年内,中国的资本账户仍相对封闭,有助于将大多数国内储蓄留在国内、为国内金融行业提供流动性。

关于最后这一点,我们重申,密切关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十分重要,尤其是要关注它与其他领域改革进展的相对速度。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瑞银集团报告《万众期待,能否众望所归?──三中全会前瞻》。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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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俊峰被执行死刑 引发民众广泛同情

国一街头小贩的死刑判决被最高法院核准,周三执行死刑。此事不仅引发中国社会广泛同情,也是该国对死刑的态度可能开始软化的最新迹象。中国是全球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

周三清晨,按照沈阳市一家法院的判决,夏俊峰被执行注射死刑。夏俊峰现年36岁,2009年末他因在沈阳两名城管一再阻拦他在街上卖烤串后刺死了二人被判有罪。

这起案件非同寻常,夏俊峰的名字成了周三中国互联网上最热搜索词。成千上万人在网上表示,反对对夏俊峰执行死刑,并表达了对他的家人的同情。

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估测,中国每年处决的罪犯比世界其它地方处决的罪犯总数还多。中国每年处决的罪犯数以千计,并说具体数字属于国家机密。在中国,除像谋杀等暴力犯罪外,经济犯罪和腐败亦可处死刑。

夏俊峰的妻子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丈夫即将被处决后,有关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被传开。张晶写道:法院来人了,送达最后一次会见夏俊峰,我疯了,现在准备走。

公众对死刑案的关注或许反映出百姓与这个威权政府关系的变化。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犯罪学中心研究员苗苗(Michelle Miao)说:这已逐渐成为普通百姓争论的焦点,死刑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因为它关乎生死。

虽然民调继续显示,民众赞成实施死刑以震慑犯罪行为,但官方政策已开始限制对这一终极惩罚的使用。美国权利组织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说,据估计中国去年处决了3,000人,远低于10年前每年处决的约1.2万人,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可处以死刑的犯罪数量如今更加有限。

死刑判决现在需自动报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像过去那样被立即执行。去年初,在民众对一名31岁年轻女富豪(此人被控非法集资)的强烈支持下,最高院驳回了法院对她的死刑判决,这在中国实属罕见。

其他迹象显示,在中国对死刑出现了更多的反思。上个月,一段秘密录制的视频在网上流出,内容表面看来是一次行刑过,很多看过视频的人写道,看着行刑者拿枪对着男子的头,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此外,今年8月,一名政府高官承诺,有关部门将建立人体器官自愿捐献系统,两年内将减少对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的现行做法的依赖。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夏俊峰被处决之外遭受的更广泛不公令人同情。夏俊峰几年前下岗,在沈阳一个街角靠卖烤串为生。多位中国网络名人批评有关部门对他的处理。

苗苗说,人们对这件事的批评并不仅限于处决或死刑判决。

夏俊峰接受庭审时,他的支持者支持他家属的声明,声明中说法院忽视了夏俊峰只是出于自卫的证据。很多人指出中国各地城管人员偶尔有暴力行为。城管负责应对无照经营的街头商贩和公害防治这类苦差。

周三,一些支持者为夏家组织了募捐活动,包括在网上售卖他儿子的画集。

很多发表评论的网络用户问,为什么像夏俊峰这样的一个可怜小贩会被处决,而死刑似乎不太可能用于其他被定罪的杀人犯,比如最近的一个案子中南方一名警察因故意杀害村民而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一些人将夏俊峰与谷开来毒杀一名英国人的案子进行了比较。谷开来是曾经颇有影响的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去年被判死缓,以后可能被减为无期徒刑。

一位新浪微博用户说,谷开来也杀了人,不是吗?

夏俊峰的妻子在见了丈夫最后一面后,说有关部门拒绝了他拍张照片作为给自己13岁儿子的最后礼物的请求。她在一条微博中写道:为什么这么绝情啊?为什么?她的这条微博被转发了数万次。

James T. Areddy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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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习近平听河北省委常委互揭短

刘罡

近平近日出席河北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受到外媒关注,有外媒认为,清除官员腐败是一项艰巨工作,中国共产党依然有能力反思自己的各种潜在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香港《南华早报》9月26日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他发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推向了深入,在他出席的一系列会议上,省级的共产党官员们纷纷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并提出了改正自己这些缺点的想法。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用四个半天出席了河北省委常委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河北省委常委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做了自我批评并听取了其他常委对自己的批评。

报道说,举行这种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的传统,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领导人经常通过这种会议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党内纪律。报道说,习近平在前往河北省出席这些会议之前,他呼吁共产党官员们要践行“群众路线”,即要密切联系群众。

美国《外交家》杂志9月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这场从今年6月份发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在拉近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距离。文章说,虽然中国当局可能不会将这一活动描绘为整风运动,但这项活动却具有整风运动的所有标志性特征。在整风运动中,党员们被要求评估自己的工作表现以及联系群众的情况。

文章说,整风运动未必一定要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经常性的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很有帮助。整风可以为避免党员停滞和僵化提供一种重要手段,并能维护党中央的控制力和权威。文章说,习近平发起的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他强调说,赢得还是丧失群众的支持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文章说,中国当前这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显示,中国共产党依然有能力反思自己的各种潜在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亚洲前哨报》网站9月2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为遏制共产党官员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他们一方面采取清除行动将达不到标准的党员清理出党,另一方面则加紧打击官员的腐败行为。清党行动目前还只处在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所有党员都被要求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并提高对共产党员职责的认识。

文章说,如果习近平能在旨在遏制官员腐败行为的清党行动上取得成功,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以及经济发展就是可以期待的。这是一项有可能失败的艰巨工作,习近平和李克强面临一些强大既得利益的阻碍。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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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25, 2013

美财政部将向北京施压 要求放宽投资限制

国财政部对中国限制外国投资的做法并不满意,将向北京施压,要求后者放宽投资限制。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市场和发展的助理部长Marisa Lago说,我们仍然关注中国大量限制外国投资的做法,并继续敦促中国有关部门继续减少投资壁垒。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采取措施,提高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度。

William Mauldin



阿里巴巴困局——理性辩论还是噩梦?

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就是否在香港进行规模数十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做出决定前,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ong Kong Exchanges & Clearing Ltd., 0388.HK, 简称: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Charles Li)一定经历了好几个不眠的夜晚。无论他的睡眠质量如何,似乎都不能算是好好睡了一觉。

香港交易所网站刊登了李小加一篇两千字长的博客,提到了最近某天晚上他做的一个关于是否改变香港市场体制现状讨论的梦。

Associated Press
李小加在博客开头写道“近几周来,关于香港投资者保障、股份架构和股东投票权的讨论十分热烈,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我一直仔细倾听这些不同的声音。”

李小加的梦中出现了十个人物,分别是传统先生、创新先生、披露先生、务实女士、道德先生、未来小姐、程序先生、大基金先生、小散户女士和答案先生。他们在激烈争论对香港交易所最好的发展方向。

博客没有明确提到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考虑选择在香港还是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团,但李小加的这个梦很清楚地告诉众人,争论来源于有望成为今年最大IPO之一的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交易。香港银行家和投资者热烈讨论并猜想的话题是:阿里巴巴集团提出保留创始人及高管对董事会组成的控制权,香港交易所是否会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而放宽一直以来对所有股东一视同仁的承诺。

创新先生是个发型前卫的年轻小伙子,激情洋溢,语速极快。他称,谷歌(Google Inc.)和Facebook Inc.等大型全球科技公司都是以特别投票权来维护创办人的地位。

传统先生非常满意香港现有的市场体制,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改变,创新先生对此回应道,多层股份架构有什么问题?世界上大部份交易所都允许这样做,只有香港墨守成规、不能接受。

创新先生称,创办人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和利益,比起那些单靠短期套利赚钱的对冲基金和自以为是却根本不懂如何经营创新科技公司的并购狙击手们好多了吧!你看看苹果公司(Apple Inc.)!乔布斯(Steve Jobs)不就是在“完美”的企业管制程序下被踢出局,险些令苹果破产的吗?最终还不是靠把乔布斯请回来主持大局,才再创地球上的科技神话!

创新先生滔滔不绝,冷不防声音稳重的披露先生插嘴进来称,美国和香港的市场机制非常不同,各自的披露机制也不同。而大基金先生和小散户女士在各自投资需求问题上产生了矛盾。

李小加写道,有人建议找答案先生请教一下这个问题,但我一下竟醒了过来!

李小加写道,现实中,哪里会有什么答案先生来给我们拿主意?李小加表示,我无意利用我的网志去改变任何人的想法,只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一设计公众利益的重要议题上进行诚恳、公开、平衡客观及尊重对方的讨论。

或许这样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就在李小加发布上述网志的同一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阿里巴巴已经终止了和香港交易所的谈判,转为计划在纽约上市。

Isabella S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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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党禁:大政治家的无奈与胆识

马勇

1
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20天,滦州兵谏第二天,清廷根据资政院请求,宣布解除党禁: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

这简短几句话,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结党合法性。中国人为了这个决定,付出过沉重代价。仅自1898年秋政治逆转始,革命党、保皇党,因言获罪被杀被抓被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者不计其数,无数体制外大小规模抗争没有让清廷屈服,连篇累牍控诉檄文更没有让清廷在政治改革根本点上让步。一场体制内哗变终于踢倒多米诺骨牌,人们原本看不到希望的事情,说来就在一夜之间。遗憾的是,清廷作出如此重大让步,依然没有保住江山不变色。两个月后,大清王朝退出大中国实体统治,只能在紫禁城里继续称孤道寡。

清廷作出如此让步,为什么没有保住江山?严复一个星期之后(11月7日)致信《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语道破问题本质:

本以为10月30日诏书会使革命党人得到抚慰,感到满意,可以较容易同他们和解,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

严复强调,错误不是这项政策,而是错失了良机。假如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十天宣布这项决定,那将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历史证明严复的判断准确无误,清廷的让步太迟了,解除党禁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清廷的宣布已经无法让革命党、改良主义者激动了。

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没有这项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者照样不敢光明正大回国,更不敢名正言顺介入政治。不久前,梁启超曾经偷偷潜入国内,准备运动他在清军中的学生或追随者,但当他发现被通缉被抓捕的危险依旧时,梁启超还是乖乖地悄然返回日本。

至于革命党,比如孙中山,后来总有人以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过于冷漠,不可思议,其实这些抱怨多少有点不明底里。

第一,武昌起义说到底是体制内抗争,里面确实有一些赞同革命的人,但这种赞同主要不是因为认同革命的合法性,而是因为清廷不改革。革命与改良当时就是一个跷跷板,改良停滞了,革命就加剧;革命加剧了,往往又能倒逼改革。所以,孙中山还是比较明白武昌的革命与他的革命并不是一回事,那些领导者,并不是他的人,因此他不会贸然回国。

第二,孙中山自1895年始,就是清帝国头号通缉犯,他的罪名不仅仅是言论罪、政治犯,而且自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一系列暴力革命事件都没有结案,孙中山在没有安全保障情况下,怎能贸然回国,自己送上门来呢?

所以,从现实政治进程上说,解除党禁意义重大,在这项宣布后不到一个星期,江亢虎几个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在上海合法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中国就此开启了政党政治新时代。

从中国历史大势说,解除党禁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结束,是现代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启。

传统中国向来不赞成结党,不赞成结社,结党、结社,总是和营私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面对西方刺激,不得不走向近代时,中国人并没有在政党政治上有过多想法。在1860-1894年经济快速增长的35年洋务时期,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意识到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因素,注意到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外,更多的人还是陶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上。

洋务的成就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中国没有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是照样获得了比日本还要大得多的经济成就吗?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真诚相信“中体西用”,相信国家主义,相信中央集权一元化领导下的效率、快捷与不可思议。政党政治,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早就知道,但他们只看到了政党政治过于重视程序正义,牺牲了效率,牺牲了速度,不知道没有制度合理的增长相当危险,增长得快,丢失得也快。

1891年,中国的增长被国际上叹为观止,以为奇迹,中国重回亚洲第一,尽管还要屈居世界第二。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一场局部冲突让中国增长原形毕露,大中国竟然不敌“小日本”?!

1895年后,中国转身向东,走向维新。中国精英开始意识到“群”的力量,政党的意义。孙中山在海外筹组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内操办强学会。国内外类似组织如雨后春笋,中国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1898年秋政治逆转,打开的政治空间又被堵死。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打击后重启新政,特别是经历了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后预备立宪,中国由此进入政党政治时代。1906年,江浙地区立宪党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不久改组为预备立宪公会,东南地区士绅、实业家以及政界领袖如两广总督岑春口或积极参加,或给予资助。

第二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1908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响应清廷预备立宪号召筹组政闻社。为了不让清廷反感,梁启超、康有为都没有公开具名,只是暗中支持,在前台列名的为马相伯、蒋智由、徐佛苏等。政闻社号称有社员数百人。

据研究,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短短几年,中国人在海内外成立的类似组织至少有80个。这些组织没有一个以反清革命为宗旨,他们诚心诚意愿意与清廷一道推动政治改革。清廷此时如能善待这些组织,制定相关法规,让他们自由活动,逐渐政党化,充分发展,并引导他们进入体制,成为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合规的党派力量,那么中国历史一定改写。

当然,清廷最重要的机会窗口出现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一个预备立宪赢得了民心,过往的一切不堪都既往不咎。这个时候,清廷如果能利用民心,良性引导,比如将几年后摄政王不得不宣布的解除党禁放在此时让光绪帝宣布,那么体制外抗争必然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都会回来参加全民和解圆桌会议。

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复盘。如果历史可以复盘,可以重新来过,相信清廷的“顶层设计”一定会注意历史教训。但是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运动,路易十六的教训知道的人多,真正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的寥寥无几。

解除党禁,是大政治家的无奈,也是胆识。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涉嫌腐败丑闻 中国多名企业大亨失踪

年前,中国西南城市成都市政府要为一新区树立地标时,亿万富豪、开发商邓鸿以低价拿到了那块地,动工兴建了一座几乎是美国五角大楼三倍大的建筑。在该建筑旁边,吴兵铺了一条高速公路,刘汉建了几所学校。何燕让一座监狱实现了信息化,汪俊林的酒厂为政府慈善活动提供资金。

然而过去几个月,所有上述大亨都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而此时据说正好发生了一起腐败丑闻。该丑闻可能给成都这个西部门户城市的经济活力带来冲击,并且表明中国的政治内斗出现了一个新的前沿阵地。

那座或许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建筑本月在成都开业,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装在玻璃盒子里的城市。不过,新世纪环球中心的拥有者和当初提出要建该中心的邓鸿自从今年2月以来就不见影踪。多家网站5月称,成都市政府计划拍卖从邓鸿等人那里查获的众多豪车,包括他那辆橙色的兰博基尼。

邓鸿的公司会展旅游集团(Exhibition & Travel Group China)说,公司照常运行,但没有关于老板的信息。无法联系到邓鸿或上述其他人置评。

对于这些失踪的企业老板,官方没有给出太多解释,而他们的员工和助理说,他们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和中共调查人员扣押了他们。对那些员工和助理的采访表明,中国目前正努力大范围地根除一伙通过政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正如六年前上海高官受调查,企业高管被拿下后新华社所说:每个贪官背后都潜伏着一个商业大亨。

成都市政府表示,该市前市长等政府官员和相关企业高管因涉嫌腐败目前被拘。有关部门没有回复记者询问邓鸿或其他大亨命运的传真和电话。

有关这些高管下落的谜团折射出中国其它地方已经上演的政治化打击行动。中共和司法机关通常会在官方未确认已经刑事立案的情况下,对嫌疑人进行连续数月的讯问。也有的时候,他们会放了嫌疑人,不提起上诉,也不向公众提供解释。

Associated Press
新世纪环球中心本月在成都开业,但该项目的开发商、亿万富翁邓鸿却自今年2月以来不见踪影。
综合官方公告、企业信息披露、中国国内媒体报道和记者采访来看,似乎现在有几十人在成都接受调查。上月仅在一天当中,成都市政府就说已免去了超过35名高级官员和企业高管的职务,其中包括由中共任命的当地一家银行、该市地铁运营商和建筑承包商的多位高管。

有关部门未就解除职务给出解释,也不清楚这些官员中是否有人在接受调查。

去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几周后,中共解除了四川省第二把手李春城的职务。在截至2011年的10年中,李春城曾一直担任成都市长。李春城的下台将四川省省会成都变成了新一轮反腐行动的震中。成都因一个大熊猫中心而远近闻名,人口约有1,400万。

中共说,李春城将因腐败而受到审判,但没有公布具体的腐败行为。记者无法联系到李春城置评。

据知情人士、公司声明和中国国内媒体报道说,很多今年被解除职务或失踪的人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曾在李春城任职期间春风得意。

今年3月,中国公安部说,矿业及基础设施巨头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Sichuan Hanlong Group)董事局主席、被拘留的亿万富翁之一刘汉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涉嫌窝藏一名逃犯。该公司一位接听电话的人说,她没有掌握任何信息。

据信息技术公司成都国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Chengdu GoldTel Industry Group)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该公司董事长何燕因涉嫌从事非法商业活动被拘留,但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非法活动。警方的一份声明说,她是在另外一省被拘留的。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调查人员最近拘留了基础设施开发商吴兵。拘留的原因不得而知。记者无法联系到他的公司中旭投资有限公司(Zhong Xu Investment Corp.)置评。

James T. Areddy/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新世纪环球中心的游泳池。
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另外一位巨头是亿万富翁、烈酒生产商汪俊林。汪俊林是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Sichuan Langjiu Group)董事长。记者无法联系到该公司发言人置评。

与此同时,能源设备供应商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Sichuan Mingxing Cable Co.)周三将网站变为黑白两色,悼念该公司高管、董事会成员何玉英的去世。该公司发布的声明没有说明何玉英的死因,但当地媒体广泛报道说,何玉英本周坠楼而亡。自今年7月以来,该公司陆续发表声明说,无法联系到三位高管,其中包括董事长李广元。

据信被拘留的亿万富翁之一、矿业及基础设施巨头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的一位合伙人说,从政治上讲,他们站错了队。这位合伙人说,此事在政治上过于敏感,不能公开讨论。

这位合伙人说,他还认识另外一位大亨邓鸿。他还说,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拘留,可能是因为他们与比前市长李春城级别更高的官员有关系。

这位合伙人说,今年早些时候,调查人员曾对他进行过详细地讯问,并查封了邓鸿的办公室,搜查了邓鸿的家。

James T. Areddy
邓鸿在成都兴建了全球最庞大的地产项目之一,但自2月以来他一直不知去向。

目前,成都的形势充满不确定。2011年和2012年,成都曾被位于华盛顿的城市土地学会(Urban Land Institute)评为最适宜买房的中国城市。今年,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成都的房价上涨了8%,但涨幅不及其他大城市。

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教授奥斯伯格(John Osburg)说,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书《焦虑的财富》(Anxious Wealth)详细记述了他三年中采访并接触的成都房地产、矿业及汽车业巨头。奥斯伯格说,政府的保护伞对他们来说是关键。

社会、企业和政府关系的重叠在成都由来已久。大约1,000年前,成都成为世界上首个使用纸币的地方。这些关系长期以来根植于被称为“袍哥”的民间帮会团体中。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王笛说,“袍哥”的传统现在仍影响着社会。

李春城担任成都市长期间,成都的官员们提出协调发展,以便给该市增添国际色彩。政府将成都的中轴线向南移到了农田里,远离市中心。市中心有很多竹子围绕的茶社,还有一座巨大的毛泽东挥手雕像。

几乎没人比50岁的邓鸿从中轴线南移中获益更多。邓鸿这位亿万富翁在四川和西藏地区的上好地段拥有酒店资产,洲际酒店集团(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 Inc.)等品牌租用其场地进行经营。洲际酒店集团拒绝谈论其与邓鸿的关系。

邓鸿的新世纪环球中心(New Century Global Center)就建在成都市政府大楼旁,有着鸥翼屋顶和沙滩色调等海洋特色。它的酒店大堂非常宽敞,足以容下一架飞机;饭店提供卡拉OK服务;一家韩国零售商在此开了一个购物中心,这座如宫殿般富丽堂皇的大楼有200多部电梯,数千间办公室。一位销售人员说,这里的售价是上海的四分之一。

在一个玻璃罩住的圆顶下,游泳者可以穿过沙滩,进入一个造浪泳池。在那里,他们可以在一个长度为足球场1.6倍的LED屏幕上观看摇曳的棕榈树和鲨鱼的动画片。这里的门票约合28美元。水上乐园的经理说,这里每日运营费用约合2.4万美元。

一位首次来此的女士说,我非常骄傲中国人能够建像这样大的设施。

这个项目的建设花了多少钱不得而知。至于使用的土地,邓鸿达成了一项交易:据咨询公司搜房控股有限公司(Soufun Holdings Ltd.)的数据记录显示,五年前邓鸿以每平方米人民币633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地,是当时附近地块价格的约15%。成都市政府还通过隧道将项目前面的一条18条车道的大道改了道,以建造一个广场、音乐喷泉和一个拟建的美术馆。邓鸿将美术馆的设计工作委托给了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哈迪德(Zaha Hadid)。

房地产公司Savills PLC地区副董事总经理Eric Wo说,如果这是一个纯商业项目,那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项目。

邓鸿在成都也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资助者。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2月,当时他带着上海的官员参观了中心施工工地。

最近的一个晚上,邓鸿22岁的儿子朗朗(音)在成都他经营的一个室外啤酒店现身,但他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后来在短信中说,我不能对你讲什么。

JAMES T. AREDDY

(更正并致歉:原文配图中出现的人物并非前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而是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黄小祥。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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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国网民周三抛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夏俊峰与谷开来有什么不同?夏俊峰是一名烧烤摊贩,谷开来则是曾经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薄熙来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家的女儿。

两人的命运差别显而易见:夏俊峰周三被执行死刑;谷开来仍在监狱中服刑。

谷开来和夏俊峰均被法院裁定谋杀罪名成立,前者来自中国精英阶层,后者则是一名普通百姓。两人都表示很后悔,并解释说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在这两个案件中,法院都裁定判处死刑量刑适当。

但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两人的命运差别已经显而易见。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周三在微博上写了令人心寒的信息,暗示她的丈夫即将被执行死刑。

张晶在新浪微博上写道,法院来人了,送达最后一次会见夏俊峰,我疯了,现在准备走。

Sina Weibo
夏俊峰的妻子在网上公布照片的截图。
几个小时之后,法院证实夏俊峰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11月份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此判决不公,但最高人民法院随后也维持原判。

夏俊峰被处以死刑正值公众重新聚焦谷开来谋杀案之际。该案是中国政府落马官员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的重点,薄熙来已于周日被判无期徒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在2011年年底发现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人尼尔•伍德(Neil Heywood)之后滥用职权。谷开来辩称,她担心尼尔•伍德可能会因一起纠纷对她家实施报复。

夏俊峰案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因为没有人相信13个月前被判死缓的谷开来会真正被执行死刑。死缓就意味着可能减刑为无期徒刑。

网名为“天佑”的微博用户写道:谷开来是杀人了吧?为啥不判她死刑,反而判夏俊峰死刑?

不言而喻:阶级背景不同。

2009年5月夏俊峰杀死两名城管的消息传出之后,他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同情。夏俊峰辩称,他是在保护自己的小摊和进行自卫的时候杀死两名城管的。

在中国互联网用户纷纷向夏俊峰表达同情之际,政治分析师将这一事件与许多人眼中的“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画上等号:2010年12月突尼斯水果小贩Mohamed Bouazizi由于受到当地政府不公待遇而自焚。周三,大量网民再次表达了对夏俊峰的同情之心。

夏俊峰的妻子张晶代表丈夫在网上发出的请愿已经获得了普通民众和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张晶写道:城管们难道可以这样肆意残忍地殴打我们吗?她辩解道,可能拯救她丈夫的证据被封杀了。

周三早间,“夏俊峰”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门搜索关键词。著名作家郑渊洁的一条微博获得了超过94,000次的转发。夏俊峰13岁儿子的画作书册已在出售,所得将归夏家。

微博上一些对夏俊峰表达同情的消息已被快速删除。发起网络请愿的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教授张鸣的微博帐户似乎已被删除。由其他网民转发的一条张鸣微博显示:每日一喊,刀下留人,夏俊峰!我们记得谷开来,也记得刘志军。这条消息还提到了7月份因受贿罪被判死缓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夏俊峰的妻子用富有激情的语言继续吸引人们对夏俊峰的关注。她在探望夏俊峰后写道:我婆婆已经崩溃了,刚回来,婆婆大哭,精神不对了,怎么办?

夏俊峰的妻子指责法院官员称,法院拒绝了其丈夫在最后时刻提出的合影请求。她说,夏俊峰求他们给我们一家合个影,被拒绝,说给他自己留个影,也不可以,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残酷,留下个照片给儿子看都不行吗?为什么这么绝情啊?为什么?

James T. Areddy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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