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 Han Wong

三章:对抗

这是中国巴士司机新加坡罢工系列报道的第三章。这次罢工是将近30年以来发生在这个富裕亚洲城市国家的最大规模劳工行动,对新加坡精心打造的世界最有序、最高效地区之一的形象构成了挑战,并揭示出外来劳工问题引发的越来越大的矛盾。在亚洲各个国家,外来工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这次罢工也凸显中国劳工在世界各地寻找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时所面临的风险。

前章回顾:新加坡公交公司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对于工资和待遇的牢骚憋了好几年。但此前公司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措施没有起到多大的安抚作用。

本章概要:司机与SMRT之间的矛盾升温。后来,三名司机在财神庙里碰头,行动开始,网上吹响抗争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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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RT企业(SMRT Corp.)是新加坡最有名的企业之一,20多年来一直是新加坡公交系统的标杆。但2012年11月的一天早上,SMRT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之时,该公司正力图挽回它在当地人心目中不断下降的声望。

SMRT于1987年为开通新加坡地铁而成立,以其天衣无缝的效率和有条不紊的都市旅行享誉全球。

2000年,SMRT成为一家私营企业,同一年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Pte. Ltd.)将其所持SMRT的100%股份卖掉三分之一有余。据淡马锡和SMRT称,现在淡马锡持有SMRT大约54%的股份。

在之后几年,SMRT将其利益扩展到巴士、出租车、便利店,甚至还有车站内的小型购物广场。在新加坡,还有一家名为ComfortDelGro Corp.的大型公交公司与其相竞争。

但在2011年12月,SMRT运营的地铁路线出现两次重大故障,导致21万多通勤者一度被困,让SMRT的声望遭到沉重打击。

这是新加坡地铁系统以史以来最严重的故障,激起了公众的愤慨、对该公司利益无处不在的批评和一次少见的政府调查。由此可见新加坡何等看重其秩序和效率记录。

居民们在网络论坛发言、投书当地报社、向公司和其他有关部门申诉,表达他们的不满。

不到一个月之后,SMRT首席执行长辞职,说她要追随个人兴趣。2012年7月,故障调查报告称SMRT在管理和运营上存在不足,并建议采取全面补救措施,但没有追责到任何个人头上。

调查报告说,需要把SMRT定位成一家以工程设计和运营为主的公司。

当时由一位临时CEO领导的SMRT认可了调查结论,并承诺按照建议采取措施。

2012年10月,新加坡环境部高官、前三军总长郭木财(Desmond Kuek)担任SMRT新的首席执行长。

郭木财在上任第一天说,我们首先是一家公共交通运营商,这是肯定的。他说,这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对此负有责任,必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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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SMRT首席执行长郭木财,图为2009年他担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司令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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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新加坡史上历次劳工运动

然而与此同时,SMRT与为其工作的中国司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

2012年5月,SMRT宣布巴士司机的每周五天工作制将调整为每周六天。根据将于同年7月份开始生效的调整措施,公司在与工会领袖达成协议之后上调了月基本工资,幅度为75新元到250新元(59美元到156美元)不等。中国大陆籍司机的上调幅度最小,为75美元,这样一来基本工资就是1,075新元。马来西亚司机的工资则上调150新元至1,350新元。

新加坡、马来西亚籍司机借助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Union),要求SMRT开出更优惠的条件,并实现了目的。据SMRT和新加坡媒体报道,2012年10月,SMRT针对永久制巴士司机扩大7月份给出的月工资上调幅度,将他们的月工资在7月份之前水平的基础上上调175新元到400新元不等。公司也给了他们恢复了每周五天工作制的选择权,这是之前很多司机都更希望实行的制度。

但中国大陆籍司机无缘集体谈判,因为他们是合同工,不能成为正式工会成员。10月份更优厚的工资条款在他们身上不适用。司机们说,这加剧了他们觉得自己遭到歧视的不满情绪。

SMRT在后来的公开表态中说,提供不同的基本工资和加薪幅度是其法定权利。根据SMRT和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之间确立基本雇用条款的集体谈判协议,该协议只适用于“本地聘用的员工”,不适用于“临时工或合同制员工”。

该公司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还说,算上交通、住宿和水电补贴,中国大陆员工和马来西亚员工的总体报酬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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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内蒙古、拥有多年经验的巴士司机刘翔英,SMRT公司雇用的首批中国内地司机之一。
但是,在SMRT看来合法的差别,在刘翔英看来就是歧视。

这位辽宁人接受电话采访说,他是在2007年看到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前来为SMRT打工的。他说,在内蒙古开了多年的巴士之后,新加坡的诱惑很难抵挡。

“新加坡是个很有秩序、很法治的国家,治安很好,是一个我很向往的地方。”今年33岁、育有一子的刘翔英说。“我最主要的想法是把我的太太和女儿带到新加坡去,想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他说,到了新加坡之后,才发现合同跟中国招聘中介许诺的不一样。这是中国司机普遍抱怨的一个问题。刘翔英说,他向SMRT提出了申诉,但得到的答复都很含糊。

SMRT后来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说,这些申诉已提交相关部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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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英说,到2012年11月,他的不满已经憋了将近四年。刘翔英说,11月23日拿到工资条之后,他跟两位同样觉得在新加坡呆得不高兴的朋友兼同事碰了面。这两人分别是高悦强和王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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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RT雇用的来自辽宁省的巴士司机高悦强。
法庭文件显示,当时32岁的高悦强说,他是身在辽宁的妻子、儿子的唯一收入来源。法庭文件显示,39岁、来自吉林的王献杰在2007年12月加入SMRT之后,已经跟他十几岁的女儿分别了差不多五年。

三个人都经常在早晨跑步,他们就是在晨跑的时候认识的。但那次他们碰头讨论工作问题时,气氛很严肃。

根据本报对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三人的采访,对SMRT的不满成了他们交谈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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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加入SMRT的巴士司机王献杰,来自吉林省。
后来提交的与巴士司机罢工相关的法庭文件显示,11月24日,三人在三巴旺财神庙(Sembawang God of Wealth)再次碰头。

三巴旺财神庙是一栋四层建筑,庙里供着镀金的神像,红瓦屋顶上立着一尊财神爷塑像,是华人信众常去祭拜的一个地方。根据本报对刘、高、王三人的采访,在那里,三个人讨论怎样才能向SMRT施加压力,让公司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人说,他们讨论出来的办法包括写信给首席执行长,以及向人力部(Manpower Ministry)、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和中国使馆请愿。

根据后来检方的控告及刘、高二人向法庭提交的答辩书,碰头时讨论出的另一个办法是集体请病假。

当天碰头过后,王献杰通过中国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运营的互联网通讯平台“QQ”向来自中国的SMRT司机发布了一条消息,呼吁同事们在11月26日(周一)和27日(周二)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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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北部三巴旺地区的三巴旺财神庙(Sembawang God of Wealth Temple),照片摄于2013年8月24日。
与此同时,据高悦强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室友、来自河南的司机何军令。何军令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自己也有对SMRT的不满,于是他写了一篇致同事的长文。

11月25日(周日),何军令把这篇中文文章上传到了百度贴吧。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复印件,文章题目是“新加坡司机(SMRT)所要承受的屈辱: 中国籍车长的尊严何在”。

“请相互转告,广而告之。”文章说。大部分司机都是在20人到30人的结成的帮派内部相互来往。

何军令还把他的文章发表在SMRT中国籍巴士司机组建的QQ群里面。但在文章发布的时候,QQ群里面大概只有130人在线。

在很多中国籍司机所居住的兀兰宿舍里,何军令和高悦强一道,拜访了邻近床铺的30名到40名同事,向他们传话:行动将在第二天开始。

法庭文件和存档QQ消息显示,何军令在网上详细讲解了罢工的行动方案。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他在11月25日(周日)晚7点20分发布的一条新的QQ消息说:“起得早一点,大伙一起一大堆人在宿舍门口等着,看还有谁上工人车,再次(把罢工方案)解释给他听。”

“早上就不用浪费电话费往配工部打电话请假了,直接去诊所。”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那条QQ消息显示,何军令写道:“我没有权利强拉你不去,但我有告知你(罢工方案)的义务。因为我们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

很多人回复:“支持。”另一名司机写道:“是还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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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罢工的最初几个小时,即11月26日(周一)的凌晨,参加罢工的司机相互打听最新情况,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

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一些人猜测哪些同事参加了,有多少人参加。另一些人则问SMRT将做何反应。

据后来辩护律师在一桩与罢工相关的案件中提供的QQ聊天记录,一位司机在QQ群里写道:“我靠红冒桥(应为宏茂桥(Ang Mo Kio),是SMRT一巴士站的所在地)的都去(上班)了。”另一司机写道:“都TMD汉奸。”

另一名司机在同一QQ群里报告:“哈哈!克兰芝(Kranji巴士站)一个都没有去啊!“

“兀兰好样的,别学我们宏茂桥这帮缩头乌龟,一定把这件事弄出个结果来,不能半途而费(废)。”一名司机在QQ群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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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机的说法和QQ聊天记录,SMRT高管上午到达兀兰宿舍,想知道中国司机为什么不去上班。

狮城巴士司机大罢工关键人物
据检方和司机说,不久之后人力部的官员还有数十名记者也来了。

据司机们说,公司方面提议把他们送到新加坡中部一处SMRT设施,那里有一个足以容纳所有抗议者的礼堂。据司机说,很多司机都同意了,仍然穿着制服等着公司方面把他们送过去。

未经授权即举行罢工,司机们在技术意义上已经犯法,可处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或处以最多2,000新元的罚款,或徒刑并处罚金。但多位司机表示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不要怕,法不责众!!!!”一位司机在QQ群里写道。

据司机和当地媒体说,不久之后,准军事化镇暴部队“警察机动部队”(Police Tactical Unit)的警察开着标志性的火红色车辆来到了现场。这些车辆在闽南语里面被称为“Ang Chia”,即“红车”。

很多司机说,他们因为这些警察的到来吓坏了,于是散伙回到了宿舍,到另一个地方去谈判的计划不了了之。

据撰写网文鼓励罢工的河南籍司机何军令回忆,接着SMRT管理层提出于当天下午3点在宿舍院子里开会,他们觉得院子足以容纳所有人。但这一计划因大雨泡汤了。

据何军令说,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SMRT方面开始把司机们带往宿舍的保安室。

据何军令回忆,约有40名到50名司机挤在室内,其他人在外面候着。

据何军令说,会议由时任SMRT巴士副总裁的江慧玲(Kang Huey Ling)主持,两旁围着她的同事。据检方和何军令说,人力部官员、警察和招聘中介员工也都靠 而立。

据何军令回忆,屋子里很挤,但气氛还算平静。

“你们今天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据何军令和检方所述,当时江慧玲用普通话说。“公司有内部的反映渠道,可以向公司反映问题。”

“公司的内部渠道如果管用的话,我们就不会做这种选择。”据何军令回忆,一位司机回答道。“我们觉得我们没别的选择。”

据检方和何军令所述,一位人力部官员提醒司机们说,用抗议的方式表达不满是不妥当的。

何军令说,司机们轮流发言,要求获得与马来西亚司机一样的待遇和更好的住宿条件。

据何军令所述及SMRT会后的公开声明,江慧玲向司机们保证,他们将获得每月25新元的加薪。据何军令和SMRT所说,她要求司机们给公司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其他问题。

司机们说,那次会议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说要加薪25新元,但SMRT后来的公开声明说,在罢工之前公司已决定加薪25新元,且已经在打算通知司机。

据何军令后来回忆,一名司机问其他在场的司机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大家的回应相当冷淡。

据后来在与罢工相关的案件中提交的法庭文件,另一名司机包锋善说,如果SMRT不在一周内满足司机们的要求,他们会再次罢工。

据何军令后来回忆,当时他问:“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四五十号人,外面还有一百多号人不知道消息,他们怎么办?”

据何军令回忆,江慧玲回答说:“他们还有另外的渠道向公司反映问题。”

据何军令回忆,在这之后,SMRT管理层似乎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他们在晚上6点左右结束了会议。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SMRT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司机们对会前、会中所发生情况的描述,但表示这些描述的依据是“车长们的说法”。本报试图联系江慧玲本人,但未获成功。

当天晚上,SMRT发表声明,表示管理层已经说服司机回去工作。

SMRT说,很遗憾他们选择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薪水的不满,特别是在我们与他们的沟通渠道始终保持畅通的时候。

SMRT就此事造成的不便向公众道歉,并表示司机们“将于明天返工”。

这话说得太早了。


第四章预告:SMRT罢工进入第二天,引发新加坡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应。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司机、辩护律师、劳工维权人士等数十人,并查阅了司机之间的互联网交流的存档、政府官员与公司管理层的公开发言以及法庭文件,据此形成了这篇报道。报道将于本周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发表在“东南亚实时报”(Southeast Asia Real Time)栏目和《华尔街日报》亚洲网络版(asia.wsj.com)上,每天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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