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SHENG / EMMANUEL PITS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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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后半月的一场流动性紧缩让人再次注意到中资银行──其实早就应该注意了。近期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中国所需的整个宏观经济转型(告别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进一步依靠国内消费)而展开,但这种转型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影响仍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在有关经济再平衡的讨论中涉及银行的方面,两个问题最受关注。一是整体增长速度放缓的过程中银行将会面临的不良贷款水平。始于2008年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使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了原来的两倍多;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敞口增长了100%;发放给沿海地区中型企业的信贷增长了90%,尽管这些企业面临着成本上涨和出口停滞的局面。在增长放缓的环境中,不良贷款水平将再度上升。

第二个风险是理财产品中的“影子银行”。理财产品由信托公司打造,被追求高回报的富裕投资者买下。银行搭上自己的声誉向投资者推销这些结构化产品,把它们说得像银行存款一样,而理财产品常常由大额表外负债构成。监管机构压制这些产品,目前为止也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

但理财产品和不良贷款很难说是唯一的挑战。在资产扩张速度超过资产回报率的情况下,中资银行将需要筹措大量新的资本来维持扩张──根据当前的信贷增长预测,未来五年将需要增加资本一万亿元到二万亿元(合1,630亿美元到3,260亿美元)。在全国及全球存款都很紧张的时候,筹措如此规模的资金将付出昂贵的成本。这将给现行体制造成压力,但也会创造出改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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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总部。
首先很多外部观察者都不太明白的是,客户资产只占中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半左右。另一半主要是债券投资、存放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数量相对小一些的银行间余额。

这种异常配置影响到了银行的资产回报。客户资产的回报仍然高于2%,按国际标准来看算高的,但另一半的回报却很低。随着竞争及利率自由化造成盈利压力增大,中国将不得不给予银行更多自由,允许它们从资产负债表上保守配置的那一半当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重新配置,以生成更高的回报。

这事不会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放出这部分资本用于增加贷款,就等于是某种形式的量化宽松。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这部分过剩流动性,一定程度上是汇率管理机制下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时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的。因此要减轻通货膨胀或国内资产泡沫风险,就需要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实现汇率自由浮动。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向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国内增长引擎转变,银行的商业模式必须从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差异化的策略,重视服务质量、利润和风险差异化。收入和利润池子将急剧转变,从传统的大企业、政府相关业务转向对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的服务。

2006年大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2%,到2011年降至39%,2021年最低有望降至25%。10年之内,中小企业信贷有望从2006年占贷款总额的37%上升到一半以上,零售贷款有望达到贷款总额的25%。中小企业银行业务、零售财富管理、消费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将会提高,占银行收入的比重有望从如今的65%上升到2021年的77%。

但在目前,很多银行还缺乏把握这次转型、抓住新机遇的准备。能不能利用所搜集资料更好地预先考虑客户需求,能不能有策略地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定价,能不能管好分散于各地的营业机构──在这些方面,中资银行仍然落后于外国同行,甚至落后于中国的非金融机构。

为了说明银行将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兹举风险管理为例。很多中资银行都是把风险管理当作监管合规演练来对待。但它们需要明白,风险管理也有其战略性的商业目的,在决定抓住哪些商机以求回报最大化、也就是决定怎样聪明地扩张的时候,它们需要融入风险管理判断。

这一切说明中资银行面临的挑战可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加复杂。也说明金融系统和银行能力的双重转型需要同时进行。而对于那些最快适应经济再平衡之新现实的银行,机会还是很大的。

(作者沈联涛(Andrew Sheng)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院长,姚万里(Emmanuel Pitsilis)是麦肯锡(McKinsey & Co.)驻香港的金融机构事务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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