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KON HUANG

一年看起来颇为棘手的亚洲外交危机已经加深了围绕“中国强硬论”的担忧。这种观点认为,在关于中国南海和朝鲜问题的边缘政策背后隐藏着一个强势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正在试图利用中国日益壮大的军事及经济力量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左右局势的因素恰好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亚洲国际关系的恶化是由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低于其能力所及的程度造成的。在全球事务上,世界需要更“积极”的中国政府,而非更被动的中国政府。

尽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日益升温的爱国主义热情支持中国政府在亚洲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的战略举措一直颇为被动。中国仍然是一个被动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其外交举措主要集中在回击被中央政府视为别国挑衅的行为上,不过其对挑衅行为的判断却时而准确,时而偏颇。在中国政府看来,别国的挑衅行为包括从日本国有化有主权争议的岛屿到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所有事件。

中国外交的被动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身结构性缺陷的产物。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使中国以远超其领导人预期的速度成为了超级大国。不过,中国外交及国际谈判的相关机构却不胜其任,不能与其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相匹配,这令中国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国家领导层还认为,在开拓本国的外交路线前,有必要优先处理好国内事务。而中国对经济改革的迫切需求意味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尚未转化成更强的自信。

但是,中国的外交被动性也受到了另一项战略考虑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应对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时,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待机而动。这反映出中国政府的理念,即朝鲜、台湾以及有主权争议的岛屿等热点问题最终将迎刃而解,静观其变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美国等国家的外交策略受到了短期选举因素等的影响,而中国则有着引以为豪的进行长远规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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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APEC峰会。
但是,中国政府静观其变的策略在实践中并不成功,因为突发事件经常迫使中国政府在其认为恰当的时间点之前仓促应对。例如,中国政府对海事争端的回应就不是全盘战略的产物。与之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邻国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由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的“膝跳反射”。中国的这种反应向来旨在自我防御,而别国却将这种姿态视为蓄意的不合作。中国政府拒绝通过多边途径解决问题只会令其陷入涉及面越来越广、政策选择越来越不利的境地。

问题在于,只要中国仍将自身视为由西方国家创建的国际体系的局外人,外界就不能奢望中国对这种被动姿态作出调整。如果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上变得更加积极,那么更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将会应运而生。好消息是目前在中国政府内部出现了支持积极外交姿态的声音。其他人士则还在等待华盛顿释放出符合亚太地区现状的调整权力分享机制的信号。

这种调整可以以美国主导的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的商务谈判为起点。由于中国目前还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局外观望,对于作为美国遏制战略一部分的商贸协议,中国政府很可能做出予以抵制的决定。但是,中国政府必须要认识到,最佳策略就是参与到相关谈判之中来,并尽早对更易达成共识的条款展开沟通,比如,不会损害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效率的原产地规则。美国则应该欢迎并鼓励中国加入到贸易谈判中来。

针对岛屿纷争,中国应搁置主权争议并致力于建立有限程度的互信,譬如开展联合巡航和联合训练等,这样做更有利于实现中国的目标。另外,岛屿纷争问题的重点应该回到对争议较小的资源共同开发权的协商上。鉴于主权要求的复杂性,中国政府应该欢迎,而非阻碍旨在取得更大进展的多边解决方案。一个秉持被动外交,只寻求经济增长而不追求国际领导力的中国对于自身乃至世界都无益处。

(本文作者黄育川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的资深研究员,他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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