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

月初,我去纽约中央公园边上的Asia Society看了一场现代舞演出,演出者殷梅(Yin Mei)是纽约市大学皇后学院舞蹈系主任,她的名字前面还有各种更长的头衔:美国国家福伯莱特学术大奖、古根汉姆大奖获得者、三度洛克菲勒创作奖……诸如此类我其实也不知道代表什么但是看起来的确很唬人的词语组合。但事实上如果不是朋友的邀请,我大概没有可能花20美元来看这场演出,再加上10美元,我就能在百老汇买一张位置靠后的“歌剧魅影”,看见那盏著名的大吊灯在口里啪啦闪了一阵后慢慢升起,然后就是魅影无处不在的歌声将你一把拽进他的黑暗世界足足两个半小时。

Asia Society地方狭小,橱窗里有几尊缺胳膊少腿的佛像,另外卖一些你可以说是印度也可以说是西藏尼泊尔繁复风格的耳环项链,统统是叮叮当当一大堆的蓝松石绿松石。我相信它们是真的,虽然我去西藏的时候在八廓街花巨款买了一对水晶耳环,后来被西藏朋友告知很有可能产于义乌小商品市场。

在那个位于地下室的剧场外等待演出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外国人都要仔细端详电梯口的三幅作品,在男人的身体上画着酷似纹身的中国山水,这是中国艺术家黄岩从1994年开始创作的“山水纹身”系列。对一个看惯了中国画的人来说,我能清楚地辨认出那些画在皮肤纹路之上的小溪瀑布疏林木屋,甚至能看出“皴染”这个我小时候学国画牢牢记住的词语。《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回,惜春奉老太太的命令要画园子全景,宝玉表示家里有雪浪纸,宝钗就说:“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儿,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托墨,禁得皴染。”但是这些绝无可能看过《红楼梦》的外国人到底在看什么呢?他们是在评估这个纹身图案的可操作性吗?就像很多年前流传过的一组照片,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选择中国字作为纹身,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金发姑娘纹了一个硕大的汉字:鸡。

殷梅的表演名为“安东尼奥尼在中国”,身后的大屏幕几次出现安东尼奥尼那部《中国》的电影画面,以及背景音乐“我爱北京天安门”。殷梅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作为一个在文革中失去童年的艺术家,她经历过那时的中国是“a world gone mad”。事实上,安东尼奥尼这部电影拍出来后,曾经寄予厚望的中国政府因为电影中展示的贫穷感到愤怒,而童年的殷梅甚至参加过官方组织的抗议活动,那个时候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舞蹈演员。和门外那几幅山水纹身相比,我知道这是外国人能依靠几个最常见概念联系到的中国:文革,创伤,疯狂,毛泽东,天安门。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大概让他们看到一个活生生满足想象的中国,我却为看到画面中那个有着脏兮兮的小脸蛋、坐在城墙根下读书的小姑娘感到温暖,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如此。坐在乡下外婆家的门口看一本两毛五租来的小说,可能是金庸,也可能是琼瑶,那本书因为太多人翻过几乎要散架,我还是一看就是一天,然后奋力啃着一块带很多筋的牛肉干。我们不可能看到同一个中国,就算我们一起读《葬花吟》,他们也是读到杨宪益的译文“The day that spring takes wing and beauty fades Who will care for the fallen blossom or dead maid?”而我们读到的是节奏韵律难以形容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前段时间大都会博物馆有个名为“中国园林:亭阁、书斋、退隐之地”的特展,我赶在最后一天去看了。展览完全不能让我激动,最大的作品是一幅5.5米长的《九成宫图》,画的是西安附近这座现在只剩下两座石碑的宫殿,画家袁江不能说没有名,但他毕竟不是我们的莫奈,何况同样的长卷,我们还有《清明上河图》。那天还有一幅唐棣的《滕王阁》,在听见边上两个外国老太太认真讨论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漂亮的楼房上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后,我终于忍不住告诉她们,这幅画里有一首著名的中国诗,她们当然是似懂非懂,我也就收了声。在她们的眼睛里只可能看到这栋漂亮的楼房,没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去年大都会里的餐厅做松露品尝会,给会员的请柬上用的倒是一幅他们馆藏的张大千,因为他画的是蘑菇。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愤怒地批评一天到晚都说自己有正经事的成年人是如此无趣而难以沟通:“他简直不像个人!他是个蘑菇!”在这个不可沟通的异次元世界里,我们都是对方的“蘑菇”。

我们意外地在演出前遇到殷梅的父亲,他已经快九十岁了,过了八十岁才来美国定居,住在距离唐人街很近的金融区,会说在老人中算相当流利的英文,因为他很多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我起身给他让座,这么一件微小的事情也让他高兴,觉得这是“真正的中国姑娘”,他絮絮叨叨地给我们讲他的故事,日本人来了,日本人走了,后来国民党也走了,共产党开始说有个“知识分子的春天”,然后就是文革来了,他怎样从一个高级工程师变成“臭老九”,永远不得喘息的中国人。

就像是为了印证父亲的故事,殷梅在演出几次重复表现了她那平静舒展的生活是怎样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打断,然后就是那激昂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演出很成功,散场时我们又和老人遇到,他几乎是发着抖说:“这个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突然意识到,故事脱下我们那让对方陌生的国籍,曼哈顿可能理解不了一幅隐藏着王勃诗句的中国山水,却一定能倾听几个普通中国人那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因为摆脱所有让人厌倦的中国概念,故事里是他们真正的人生。

(本文作者李静睿,以前是记者,现在毫无目的地暂居纽约。微博名"阿花的伊萨卡岛",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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