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仔细辨析围绕莫言的网络意见战争，基本来说，牵涉到三个层面：第一是有关其文学才能和成就；第二是关于他就当代中国某些重大公共事务的具体意见，以及他作为作家和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意见；第三是由第二点牵涉到的对他为人和基本价值观的总体评判。厘清这些基本层面，有利于人们对围绕莫言展开的意见争论本身进行评论。
正如其他广泛的口水战中人们看到的，在这次的争议中，对立的双方也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各种上纲上线的语言满天飞，这实际上掩盖了很多本来很有价值的话题，也削弱了争论各方自己的论点。
关于其文学才能和作品审美价值的争论并不激烈，即使意见尖锐，也还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圈子内部的事务，社会的旁观并不能增加争议的燃料。说到底，莫言引起的争议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政治。
批评者对于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接受，这本是很正常的意见。辩护者称，莫言只是出于个性和政治的不敏感才如此，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前军队作家和现任作协领导，不可能不知道由执政党宣传部门发起的如此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什么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部分批评者把这一其实在当代中国很常见的过失无限放大，上升为不可饶恕的道德污点，这种把对现实的否定转移到具体个人身上的做法显然也是站不住的──不可能由此得出莫言对现实多么接受和顺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据此否定他创作所包含的价值观。一方讳疾忌医，一方感冒送火葬场。吵得很热闹，但都很不诚恳。
至于莫言在网络撰写诗歌讴歌重庆唱红打黑，我倒真觉得此事是政治不敏感的结果。作协曾在重庆开大会，而莫言作为副主席，也许受当地接待，从俗说了那么几句，当时他自己随便一说，社会也没任何反响，并不能得出诺奖获得者为重庆背书的结论。对此，做所谓同情之理解应该并不难。
引发较大反弹的真实原因其实并不在这些问题之中，说白了，其实是官方对于上一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关押。当刘晓波被迫呆在良心犯的监狱之中，其家人妻子受软禁之苦，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何许人，在此种强烈的对比之下，莫言为官方加持的荣耀就很自然引发了坚持民主和自由诉求的那部分人（包括笔者）的负面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对比和联想未必有道理，但人类是感情的动物，这种公共感情却绝非不能理解。当然，这种强烈的带有不可避免社会义愤的感情也推动了那种用显微镜检验莫言言行的热情。
所以，在莫言争议的烈火背后，其实还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老问题：在一个基础和意识分裂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成功是真能为所有人接受的，而就事论事的讨论是最难的。为莫言辩护最常见的理由是“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批评者不应该以自由民主等公共领域的“政治正确”绑架作家。问题是，这些人忘记了，在60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何曾真有过“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的好世界？由于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专政高压，以及莫言抄过的那个“讲话”以来的多年塑造，说中国有纯而又纯文学的人，只能说是慌不择言。即使以莫言本身的作品而言，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更不要说辩护者最爱举例的《天堂蒜薹之歌》，这些作品与文学史上的所谓纯文学，实在相距十万八千里。
辩护者有一件事是对的：不能逼迫人做英雄，这一点也体现了双方其实对于基本价值是有共识的。尤其在中国当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除自己之外的人去为任何崇高原则牺牲什么，怯懦，甚至某种不无猥琐意味的生存方式，都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攻击者忽略了一件事，莫言作为作家，当那么多他的朋友和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的人品辩护，认为他不是一个缺乏基本现实认知能力和对现实没有个人态度的人，我想，这绝不会是偶然的。莫言在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希望当局释放刘晓波的言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必须注意到，这是他以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身份的讲话。因此，把对他具体问题意见的批评无限周延到他的人格和人品，这很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有一部分辩护者因为对攻击的反感，因而就走到反对自由民主的地步，试图借此宣布一种与专制合作的态度，这就走的太远了。
所以，在莫言争议背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才是值得我们严肃讨论和必须正视的。我们谁都无法回避就这个社会的重大是非问题作出自己明确的回答，其实是做出自己的抉择，未必用大家认可的方式，但却无可回避，莫言也不例外。
（本文作者赵楚系政治和战略问题自由评论人，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全球军事和中国社会问题独立研究，现居上海。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莫
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结果与我在本届大奖揭晓前的预测是不吻合的，我当时认为该奖项不太可能授予他。但我给自己留有一个退路，我说，假如莫言获奖，那将使他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另一位最具争议的获奖者，未想我为自保而说的套话竟然一语成谶。从宣布到领奖，中国网络上的“批莫”与“保莫”战争持续延烧，甚至烧及国外中国研究学界。仔细辨析围绕莫言的网络意见战争，基本来说，牵涉到三个层面：第一是有关其文学才能和成就；第二是关于他就当代中国某些重大公共事务的具体意见，以及他作为作家和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意见；第三是由第二点牵涉到的对他为人和基本价值观的总体评判。厘清这些基本层面，有利于人们对围绕莫言展开的意见争论本身进行评论。
正如其他广泛的口水战中人们看到的，在这次的争议中，对立的双方也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各种上纲上线的语言满天飞，这实际上掩盖了很多本来很有价值的话题，也削弱了争论各方自己的论点。
关于其文学才能和作品审美价值的争论并不激烈，即使意见尖锐，也还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圈子内部的事务，社会的旁观并不能增加争议的燃料。说到底，莫言引起的争议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政治。
批评者对于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接受，这本是很正常的意见。辩护者称，莫言只是出于个性和政治的不敏感才如此，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前军队作家和现任作协领导，不可能不知道由执政党宣传部门发起的如此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什么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部分批评者把这一其实在当代中国很常见的过失无限放大，上升为不可饶恕的道德污点，这种把对现实的否定转移到具体个人身上的做法显然也是站不住的──不可能由此得出莫言对现实多么接受和顺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据此否定他创作所包含的价值观。一方讳疾忌医，一方感冒送火葬场。吵得很热闹，但都很不诚恳。
至于莫言在网络撰写诗歌讴歌重庆唱红打黑，我倒真觉得此事是政治不敏感的结果。作协曾在重庆开大会，而莫言作为副主席，也许受当地接待，从俗说了那么几句，当时他自己随便一说，社会也没任何反响，并不能得出诺奖获得者为重庆背书的结论。对此，做所谓同情之理解应该并不难。
引发较大反弹的真实原因其实并不在这些问题之中，说白了，其实是官方对于上一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关押。当刘晓波被迫呆在良心犯的监狱之中，其家人妻子受软禁之苦，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何许人，在此种强烈的对比之下，莫言为官方加持的荣耀就很自然引发了坚持民主和自由诉求的那部分人（包括笔者）的负面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对比和联想未必有道理，但人类是感情的动物，这种公共感情却绝非不能理解。当然，这种强烈的带有不可避免社会义愤的感情也推动了那种用显微镜检验莫言言行的热情。
所以，在莫言争议的烈火背后，其实还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老问题：在一个基础和意识分裂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成功是真能为所有人接受的，而就事论事的讨论是最难的。为莫言辩护最常见的理由是“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批评者不应该以自由民主等公共领域的“政治正确”绑架作家。问题是，这些人忘记了，在60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何曾真有过“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的好世界？由于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专政高压，以及莫言抄过的那个“讲话”以来的多年塑造，说中国有纯而又纯文学的人，只能说是慌不择言。即使以莫言本身的作品而言，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更不要说辩护者最爱举例的《天堂蒜薹之歌》，这些作品与文学史上的所谓纯文学，实在相距十万八千里。
辩护者有一件事是对的：不能逼迫人做英雄，这一点也体现了双方其实对于基本价值是有共识的。尤其在中国当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除自己之外的人去为任何崇高原则牺牲什么，怯懦，甚至某种不无猥琐意味的生存方式，都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攻击者忽略了一件事，莫言作为作家，当那么多他的朋友和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的人品辩护，认为他不是一个缺乏基本现实认知能力和对现实没有个人态度的人，我想，这绝不会是偶然的。莫言在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希望当局释放刘晓波的言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必须注意到，这是他以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身份的讲话。因此，把对他具体问题意见的批评无限周延到他的人格和人品，这很可能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有一部分辩护者因为对攻击的反感，因而就走到反对自由民主的地步，试图借此宣布一种与专制合作的态度，这就走的太远了。
所以，在莫言争议背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才是值得我们严肃讨论和必须正视的。我们谁都无法回避就这个社会的重大是非问题作出自己明确的回答，其实是做出自己的抉择，未必用大家认可的方式，但却无可回避，莫言也不例外。
（本文作者赵楚系政治和战略问题自由评论人，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全球军事和中国社会问题独立研究，现居上海。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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