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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年一次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夕，“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栏目邀请有影响力的政治分析人士──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和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讨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李成对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乐观。他的观点是，改革是可能的。裴敏欣则更为怀疑，他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实施政治改革。辩论的第一部分提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中国新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以下是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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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回首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
李成：政治改革意味着中国的领导层将在政治体系中引入竞争、监管和法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民主化的变革，不过，他们可能不愿意使用这种表述。他们强调的是党内民主或党内选举。
我认为新的领导层，也就是中国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很可能会推动严肃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理由如下。
首先，在我看来，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然。
薄熙来丑闻引发的危机暴露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根本性缺陷。腐败行为完全不受控制。腐败的规模和范围都前所未有──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当今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许多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多达数十亿美元，包括铁道部部长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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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的领导层想要在新的任期内提振公众的信心，重塑形象，尤其是在当前，公众信心如此低落，人们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有较高的期待。我认为他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从以往的几代领导人可以看出，实际上每一代领导人都在任期开始提出了新的纲领。
邓小平领导的第二届领导人无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让中国摆脱了文革和毛泽东的执政策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主要主张吸纳企业家和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深入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尤其是中共领导层的构成。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更加重视社会问题、社会团结和更加均衡的地区发展。你可以对他的政策的效果提出异议。但是，这代表了中国的发展策略从集中发展沿海地区向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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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
如果不实施政治改革，中国就无法实现由出口主导的经济向创新驱动型和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这是因为创新引领的经济需要政治上的开放。消费或服务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强大的法治。所以，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进步，中国就无法实现它所需要的经济增长水平。
最后，领导人也意识到，政改是有风险，但他们希望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不然就有可能发生革命。没有哪个领导人希望走这条路。所以中国第五代领导人面临着艰难选择：要么拯救这个党──这意味着要从事大胆的政治改革、甚至放弃他们的一部分权力和特权；要么被历史抛弃。
裴敏欣：我认为中国的政改不应只包括行政体制的小修小补，这在当前环境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是因为，重组官僚系统或发起新的反腐行动或提出一些新的口号，都无法挽回公众对当前体制廉洁性的信心。
所以政改应包括扩大人民的民主参与，这一点我同意李成所说。其真正含义是大力落实地方选举，即实质性地改革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比如通过竞争选举选出镇长。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像李成所说的，大大增强司法系统的透明度和独立性。而给人真正的公民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或强化中国的公民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就是我认为将使现行体制有所改变、使之朝着开放程度大大增加的道路前进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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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开幕前，人们在进入天安门广场前排队等候接受安检。
腐败已经失控，人民现在也看到了政改缺失与将来经济停滞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同意改革的必要性。当然我还想补充一点：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逼迫政府采取行动，落实真正的改革，而不只是给人承诺。
但我有些犹豫，原因如下：存在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改革就会发生。不只中国是这种情况，其他威权国家也是。在这些国家，政府十分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行动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想谨慎一点。
即便是在中国──先略过政改不谈，这太难了－－让我们来看看经济改革。在过去10年，人们一直在谈经济再平衡、打击腐败、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国有部门靠牺牲民营部门强化实力的问题，但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我们得谨慎。
必须谨慎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改革不会发生在真空中。政治改革首先必须发生在知识分子层面。也就是说，当前这些精英必须拒绝“专制统治是中国的可行模式”的理念。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模式已经破产，如果他们遵循这一模式，他们的生存都成问题，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中国领导人目前认识到这一点了吗？我很怀疑。他们的言行反映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拒绝将专制统治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模式的想法。
最后你还要看一看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构成。这很可能会是一个经过精心制衡的领导集体，那些在政治上想把中国引到不同方向的人在其中不会占优势。因此如果说因为存在改革的需要，就会发生改革，现在这么说还为时过早。
中国实时报：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个性如何？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改革派吗？
李成：习近平和李克强，以及大多数将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领导人都属于文革一代。这是相当独特的一代。习近平和李克强都经历过上山下乡，都曾在农村工作过多年。在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他们形成了一种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理念。他们两人还形成了一种敢于承担风险的态度。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
这一代领导人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李克强）和8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学习的。这是中国教育体制非常宽松的一个时期，学生得以接触各种思想，其中包括西方思潮。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拥有法学学位，李克强还是实实在在的本科法学学位。在大学期间他甚至还和同学一起翻译了一部有关英国宪政的著作。习近平也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新一代领导人中不少人都拥有法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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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如果你看看台湾地区领导人，比如前总统和副总统陈水扁和吕秀莲，以及现任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律师出身。现在，我们也看到律师出身的领导人出现在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是，凭借这样的法学背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是否有信心追求政治改革？
最后，敏欣刚才说到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构成经过了精心制衡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将这种平衡视作一种优势而非弱点。领导人背景不同、派系所属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应该算是优点而非弱点。
裴敏欣提到了思想视野的缺乏。但事实上，体制内外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要的参与者是法学专家。对于法治和宪政重要性的讨论非常活跃。我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对未来达成普遍共识，一个可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是法治。富人、穷人和中产阶级都意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法律也可以保护政治精英的利益。
一些迹象显示，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给予法治更多关注。即便是在外界看来非常保守的领导人周永康最近也表示，中国应该寻求司法独立。中国最近刚刚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没有提到党对法律事业的绝对控制，相反，它谈到了司法独立。我认为，从这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将可以看出，中共是否会表达其应该处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立场。
所以，我的确看到了一些让人振奋的迹象，但这也并不容易。一个国家向宪政的过渡需要许多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但是，在意识形态、司法和政治上作出相关表述，这样根本性的突破应该越早出现越好。
裴敏欣：新一代领导人中，有些确实在文革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文革对他们的社会交往和人生经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确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上的大学，那也是政治启蒙的时代。所以，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对他们的政治观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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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从这个角度看，你就不得不变得谨慎一些。他们也许曾是有能力的地方官员，但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是大胆改革者的事。这两个人都是相对谨慎的人，他们也应该如此，因为中国当前的制度并不鼓励冒险。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冒险者，薄熙来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应该知道，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退休后也会在政策制定方面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从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的做法来看，可以说他们并不十分喜欢政治改革。所以，当我们未来提起政治改革的时候，他们的反对将会被纳入考量。
最后，李成提到了台湾的例子。我对台湾的例子有过很多思考，最终得出结论是，台湾的经验顶多与中国大陆有一半相关性。这是因为台湾的国民党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这与其他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比如经济、司法、军队，以及国家机器。让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变得更加民主，比让一个威权主义政党变得民主要难得多。
（如果你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感兴趣，欢迎点击这里查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拉迪(Nick Lardy)和北京大学的佩蒂斯(Michael Pettis)之间的辩论。）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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