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30, 2011

朝鲜称新领导人不会与李明博合作

鲜周五说,新任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Eun)不会与韩国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合作。当年,金正日(Kim Jong Il)对于李明博拒绝向朝鲜提供无条件经济援助表示愤怒,现在这一怒火还在延续。

Zuma Press
金正恩在平壤的一次音乐会上。
朝鲜发表声明说,将“永远”回避李明博政府,尽管其在位时间仅剩14个月。这则声明似乎彻底粉碎了仅存的一点希望:金正恩或许会尝试改变与韩国的关系。

相反,这则发表于朝鲜全国哀悼期结束一天后的1,400字声明试图利用金正日的去世作为影响韩国政局的另一事件。韩国定于2012年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

这则来自朝鲜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的声明措辞严厉,它还显示出,金正恩可能会对韩国进行某种军事挑衅。他或许可以通过这种做法表明,朝鲜人民处于韩国的威胁之下,从而为自己争取多方支持。

韩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李明博发言人说,总统计划在之前安排好的下周一新年演讲中谈到朝韩关系。

自从12月19日宣布金正日去世以来,朝鲜媒体以及支持朝鲜的外部组织就发布了一系列声明,敦促韩国准许其政治领导人和民间团体到平壤吊唁金正日。

周五发表的这则声明中,大部分是在讲韩国拒绝让这些团体从本国前往平壤吊唁。朝鲜还批评李明博在金正日死讯公布后与安全顾问召开会议,并批评他允许那些反对朝鲜政权的社会活动人士在朝韩边界通过气球散发传单。

实际上,李明博允许制定“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辅助计划的韩国前总统以及商界高管的遗孀本周早些时候赶赴平壤,向金正恩家人表示哀悼。朝鲜的这则声明没有提及这一点。

朝鲜上一位独裁者1994年去世时,朝韩两国也出现过类似争论。当时,韩国政府不允许任何人前往朝鲜吊唁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Kim Il Sung)。

EVAN RAM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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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葡萄酒击败波尔多?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国葡萄酒与波尔多(Bordeaux)谁更胜一筹?

12月14日晚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盲品会上,由五名中国专家和五名法国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分别来自中国内陆偏远省份宁夏和法国久负盛名的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进行了评比,两地各五瓶酒。评审们轻轻晃动酒杯,品尝了近一小时,最后判定:宁夏胜出。

五种最受喜爱的酒中有四种来自宁夏。宁夏是一个干旱的内陆地区,一些中国最好的葡萄酒就产于此地。排名第一的是中国怡园酒庄(Grace Vineyards)出产的2009年庄主珍藏(Chairman’s Reserve),它是带有浓烈橡木味的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葡萄酒,零售价在450到500元之间,约合70到80美元。

唯一排名前五的波尔多葡萄酒是罗斯柴尔德男爵精选系列(Barons de Rothschild Collection)2009年拉菲传奇梅多克(Saga Medoc),味道较淡、水果味较浓。

这样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与波尔多数千年的葡萄酒生产史相比,中国短暂的葡萄酒历史不值一提。而且波尔多已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葡萄酒之一,需求激增导致波尔多葡萄酒受到大肆炒作,消费者也愿意为一瓶酒花上数万元。波尔多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国就是中国。

但有几位法国评审对这次比赛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他们说选出的波尔多葡萄酒质量不够好。

比赛有一项要求是所有的葡萄酒必须价格相近,介于200元到500元之间,约合30到70美元。中国对外国进口葡萄酒的税收政策使得其零售价增加了近50%,这意味着以西方标准来看,参加比赛的这些波尔多酒很便宜。

法国评审布雷欧莱特(Thomas Briollet)说,这样的评比不公平。他是一名常驻中国葡萄酒进出口经理。

赵凡等中国评审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是葡萄酒市场研究及推广公司Pro-Wine Training & Consultancy的创始人。他说,与刚刚起步的宁夏葡萄园相比,即使是质量最次的波尔多葡萄酒,酿酒师的经验也更丰富,销售的市场策略也更精妙。

一直以来,中国葡萄酒给人的印象是,尝起来像止咳糖浆、太甜太腻。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也使得很多葡萄酒生产商更多地关注数量而不是质量。葡萄藤上结的葡萄过多,降低了产品质量。

葡萄酒专家、Grape Wall of China博客作者博伊斯(Jim Boyce)说,但是宁夏显示出了中国葡萄酒未来的希望。他说,那里的葡萄园正集中生产更好的、更高档的葡萄酒。

据英国咨询机构国际葡萄酒及烈酒研究所(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 Research)统计,中国的葡萄酒消费总量在上升,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按消费量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七大葡萄酒消费国。20年内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葡萄酒消费国。

博伊斯预计,随着人们越来越懂品酒,中国对波尔多葡萄酒的喜爱会逐渐淡化。中国葡萄园也很可能对酒的风味进行试验,创造出针对地方口味甚至中餐的葡萄酒品种。博伊斯今年早些时候说,如果搭配以辣闻名的川菜和湘菜,波尔多酒的味道就会被盖过。

他说,你会看到高质量中国葡萄酒的崛起;宁夏已经证明它可以击败波尔多。

Laurie Bur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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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December 29, 2011

2011:温州之殇 中国之变

崔宇

过去一年,温州发生了很多故事:从去年12月底温州乐清市寨桥村原村主任钱云会死后引发的争议,到“7•23”甬温线动车相撞,再到9月份温州出现老板“跑路”的民间借贷危机。2011年的“温州之殇”像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凸显了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社会在乡村治理、公共安全和金融财政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而民众对于自身权利的迫切追求,正在或即将触发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变革。

钱云会之死背后的乡村治理危机

2010年12月25日,温州乐清市寨桥村原村主任钱云会,死于卡车车轮下。钱云会生前曾多次上访并组织“群体性事件”以反抗浙能乐清电厂工程对该村土地征用补偿不公,并多次入狱。

钱云会之死引发的风波表面上看是因为土地征用不公,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乡村治理危机。在试行了10年之后,1998年11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民自治引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但在实际操作中,抛开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委托投票缺陷、作弊贿选和宗族争斗等问题,即使村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了心仪的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分工和职责仍不明确,而且村委会还面临上级乡镇行政部门的“压制”,在处理农村土地和其他财产等问题上,“谁说了算”仍然是一个问题。

以钱云会所在的寨桥村为例,2005年4月钱云会当选为该村村主任,而他当时刚因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和扰乱社会秩序罪出狱不久。这足见其人气之旺,也足见村民选举并未受到“操纵”,他们选出了自己的“主心骨”。但钱云会身为村主任,却并未得到《村委会组织法》所赋予其的“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力和职责,仍然通过不断上访这一渠道来控诉土地征用不公问题。

这恰恰暴露出了现行乡村治理模式的危机。作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如果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便很可能与村民直选出的村委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将限制农村基层民主的进一步发展,降低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

如果让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把手同时“控制”村民委员会,实现“一肩挑”来调和这个矛盾,那么,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就可能会存在大量的程序不公现象,从而引爆群众更大的不满情绪。近期,发生在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村委会选举长期“走过场”,导致土地大量流失,村民难以获得土地收益。

寨桥村和乌坎村的事件,同样是土地问题,同样是村民领袖意外死亡,也同样反映了目前的乡村治理危机,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村民是否选举出了心仪的村委会主任,都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

要调和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及上级行政部门的矛盾,或者要各级党组织或主动、或被动地(比如由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增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或者要由下至上各级政府都实行民主选举,让权力真正来源于人民并代表人民。目前看来,这两方面阻力似乎都很大。

更现实一点的话,或许应该先从法治入手,比如,修改《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土地征用补偿的规定,取消类似“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样的规定,按市场价格进行土地征用补偿。

由于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的价值呈几何级增长,相比城市居民,农民对于经济利益的损失有着更深的积怨。由于矛盾的持续爆发,中国政府在农场土地问题上需要做出某种妥协和改变。

动车相撞事故背后的大跃进危机

12月28日, “7•23”甬温线动车相撞事故调查报告终于出炉。这起由于列控中心设备严重设计缺陷、铁道部审查把关不严等因素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致使40人死亡、172人受伤。最近几年,中国高铁建设的“大跃进”,为高铁安全埋下了隐患,而这次发生在温州境内的动车相撞事故,最终证实了速度与安全往往不可得兼,只是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2003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上任,中国于次年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高铁建设迅速驶入快车道──2004-2007年着力进行技术攻关,2008年借力信贷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快速建设高铁项目。据国家统计局,截至2010年底,中国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8358公里,已高居世界第一;在建工程超过1万公里,2012年投入运营里程将达到1.3万公里,这将提前实现2020年1.2万公里的宏伟目标。

中国需要高铁,但并不需要如此高速发展的高铁,因为这难以保证技术、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安全可靠。甬温线动车相撞事故调查报告中也指出,铁道部“在铁路建设中抢工期、赶进度,片面追求工程建设速度,对安全重视不够”。

除了带来安全隐患,高铁的“大跃进”也恶化了铁道部的财务状况。从资产负债表来看,相比2007年,2010年铁道部的总资产增长了112%,负债增长了187%,长期负债中的国内借款增长了228%,资产负债率也从2007年的42%上升到57.4%,2011年三季度上升到59.6%。尽管绝对水平看似不高,但攀升速度很快,因为2007年之前,资产负债率一直稳定在40%左右。

损益表上的数据更难看。相比2007年,2010年铁道部的营业收入仅增长了46%,利润总额基本持平,税后利润更是从2007年的87.2亿下滑至2010年的1500万,2011年前三季度也仅为1.37亿,在资产不断壮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资产收益率水平的低下。如此孱弱的盈利水平或使铁道部未来难以应付2008年以来巨额借款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截至2011年三季度,铁道部负债累计已高达2.23万亿,即使只还利息,每年也要支出约1300亿。

从现金流量表上来看,这个压力已经有所显现。相比2007年,2010年铁道部的还本付息额增长了288%,达到了1501亿,2011年前三季度为1692亿。由于个别银行对铁道部的贷款采取了宽松的还款政策,因此这一数据可能“被缩水”。尽管相比2010年初,2010年末铁道部增加了355亿的现金,但2011年前三季度相比2011年初仅增加了30亿,而且,现金流的增加还是建立在还本付息额度“被缩水”和借新债还旧债的基础上的。

2月,主张“跨越式发展”的刘志军下马,7月份的动车相撞事故进一步遏制了高铁的快速扩张。2011年前三季度铁道部基建投资仅为3783亿元,相比预定的2011年度6000亿元左右的投资额度大幅缩水,2012年计划安排的基建投资也缩水为4000亿元(但仍高于2008年的水平)。而且,铁道部在自身也在进行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以缓解自身的现金流紧张。铁道部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最为顽固的堡垒之一,应该借动车相撞事故反躬自省,科学合理规划铁路发展,并向市场敞开大门。

民间借贷危机背后的金融财政危机

从今年3月份起,温州开始出现部分老板欠债“跑路”的消息。9月,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欠债20亿元“跑路”,使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全面爆发。10月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温州视察,随后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财政措施,才将局势稳定下来。但元旦后和春节前是温州传统的资金结算高峰,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警报还未彻底解除。

以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2003年以来,由于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成本的上升,温州产业空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做实业赚钱慢或不赚钱,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也相继兴起。由于传统的商业习俗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温州可以说是对宏观政策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容易抓住宏观政策漏洞的地区之一。或者说,温州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在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弊端。温州扯下了“中国模式”的遮羞布。

从货币政策来看,正是由于货币政策在2008-2009年的过度宽松,而在2010年底至2011年初又过度紧缩,才导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集中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商业银行过度投放信贷,使部分信贷资金并未流入处于萎缩中的实体经济中,这导致信贷资金的投放并无效率,如果流向民间借贷市场也充满了风险。到了2010-2011年,由于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银行收紧放贷、清理表外业务以及强硬的房地产调控,使部分温州企业现金流骤然紧张,由于民间借贷盘根错节的担保关系,使民间借贷危机迅速蔓延扩大。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刺激措施,使“国进民退”现象加剧。近几年,温州也成立了16 家国有集团公司,这或多或少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再加上中小企业高税负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也导致温州民间资金或者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或者进一步外流至其他地区,从而造成中小企业基本面和资金面的双重紧张。

货币政策的“大收大放”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扰乱了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这在过去各个时期以及各个地区都有体现,只不过温州中小企业繁多和民间借贷市场发达,才尤为严重也尤为引人瞩目。

10月份在温家宝总理视察温州之后,中国政府更加意识到了现行金融财政系统潜在的危机,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比如,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提高小型和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延长其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时限至2015年等等。同时,还在上海启动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以支持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也将使这些行业的下游行业受益。而且,在11月30日,又年内首度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011年发生在温州的这三件事,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政府主导的弊端所在,它们并非个案也并非偶然。面对群众合理诉求诚惶诚恐、制造高铁奇迹标榜自己和不相信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都是政府不自信的表现。而民众对于财产权的捍卫、对于公共安全的渴求和对于金融管制的诟病,则是越来越自信的表现。无论政府意愿如何,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层次变化。从乌坎事件的处理结果来看,政府也许在相应地做出改变。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或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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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败问题成脱口秀演员调侃对象

中国人来说,腐败之盛行就如同一个笑话,不过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确成了脱口秀演员口中的笑料。

在西方人长期的刻板印象中,中国政府和企业中普遍存在欺诈和黑金交易,中国人自己也在谈论这一问题,其中就属脱口秀演员崔宝印说的最多。

崔宝印的艺名是“北美崔哥”,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另一份工作是在西雅图做口译员。虽然崔宝印几乎只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当中做脱口秀演出,但是他的演出视频在网上很受中国网民的欢迎。

他的包袱通常来自于他的家乡和美国之间的比较。他说,我研究了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批评领导人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中国,我们也能批评领导人,但得等到他们受到腐败指控的时候。

但是崔宝印最具智慧的笑料还要看他对私营部门的讽刺。在一次演出中,他讲了一个中国集装箱货轮船长被索马里海盗绑架的故事。海盗说,要想保住你的性命和你的船,就得交300万美元赎金。

中国船长说,我可以给你300万,但是你得给我开一张700万的发票。

崔宝印还有一个类似的笑话(其他国家各自有不同的版本)是这么说的:

联合国总部想修一个新的大门,在全世界进行招标。印度的承包商第一个竞标,他说,我只需3,000美元就能把门修好──1,000美元材料费,1,000美元工人费,1,000美元利润。

德国一家公司的负责人随后提出了他的方案。他说,我花6,000美元可以给你一个全世界质量最好的门── 2,000美元材料费,2,000美元工人费,2,000美元利润。

最后,来了一个中国的承包商,他提出用9,000美金来修门──我自己留3,000美元,给你3,000美元回扣,剩下的3,000美元给印度人,让他们去修门。

当然,腐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10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国的排名处于中游,和希腊、哥伦比亚、泰国并列,腐败程度大大低于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安哥拉。

但是,只需粗略浏览一下中国媒体的头版头条,就会发现腐败行为的确威胁着中国人日常的生计,也是中央政府的一块心病,中央政府还在继续着力解决腐败问题。毫无疑问,崔宝印和其他像他一样的脱口秀演员会让这个话题继续热下去。

Michael Kitchen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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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有关中国经济的三大疑问

JOSEPH STER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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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初,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超过9%。就在不久前,在2010年11月的首尔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中国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即中国应拿出更多行动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从而展示自己是可靠的经济大国。由于美国经济低迷,欧洲进一步陷入一场看似无休止的危机之中,许多企业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后备力量。

到了2011年底,世界的看法变得颇为不同。现在大家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近来许多企业开始提高警惕,资本也开始流出中国。2011年最终成了投资者和管理者对中国经济提出新的质疑的一年。

2012年会有很多人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中国能够实现转型,成功扩大内需吗?

虽然这一问题事关宏观经济再平衡,但它对微观经济也有影响。当外国人说,他们“希望中国能加大消费量”,他们其实想说的是能加大对外国产品的消费量。到目前为止,外国消费品和重型设备厂商已经尝到了一些甜头。随着中国经济更加繁荣,中国人对洗发水、电池、计算机和拖拉机的消费量也在提升,这些产品中就有部分是国外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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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仍然大大低于本应有的水平。增加消费品的消费量只能部分缩小这种差距。真正可挖掘的潜力在服务业。美国等国在服务业这一领域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其对中国的出口原本可能大大增加。但中国政府仍然固执地封闭这一领域,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就像谷歌(Google)在2010年发现的那样,由于服务业助长了人际联系,它们可能会对专制国家形成威胁。

2011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承诺扩大国内需求。那些认为这一转型能够实现的人说,如果中国政府这样承诺,那么它一定会找到某种办法确保承诺能够实现。但这种逻辑适用于“扩大消费”一说吗?虽然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很容易地撬动杠杆(只要投资是由一系列与国家相关的企业进行的),但真正的国内需求却是由中国14亿消费者说了算的。

中国企业的可信度有多高?

近来,许多西方投资者对在加拿大、美国或欧洲上市的中国企业存在的欺诈风险提高了警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对“反向并购”这种上市手法的谴责引发审计方辞职、会计不合规的指控以及市场出现卖空狂潮,并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被摘牌,股东提出诉讼以及监管机构展开调查的事件。

其中有些公司可能纯粹是骗子公司。但对于其他很多公司来说,一种似乎有道理的说法是,这些公司是合法公司,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装扮成骗子公司,以适应中国令人窒息的监管环境。这种说法是对目前为止最有名的涉及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的嘉汉林业(Sino-Forest)的丑闻的一种大度解读。该公司设立复杂的公司结构的初衷可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在中国缺乏正常产权保护的林业资产。

花几分钟思考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最具创业精神的公司为什么要在海外上市?他们为何无法在国内获得充足的资金?这些公司认为光明正大地经营竟如此困难,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鼓励(甚至迫使)公司伪造账目的监管体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是否可持续?

印尼又是什么情况?

2011年一个出人意料的主题是,投资者对印尼的兴趣持续增强。鉴于印尼6%的经济增长率和随着经济增长加速而逐渐显现的庞大潜在消费者基础,投资者青睐印尼并不足为奇。突然之间,投资者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因雅加达臭名远扬的交通拥堵和猖獗的腐败行为而踌躇不前了。

随着投资者重新发现了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地方,“印尼故事”只是一种更大趋势的一部分。泰国正在努力从洪灾中恢复之际,该国也将大力欢迎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低端制造商则开始转向柬埔寨。

印度今年的反腐行动揭示出公众对政府的日益不满,这可能推动政府有朝一日制定更加鼓励竞争的经济政策。外国企业正在等待进入印度的首个机会。

如果日本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贸易协议为外国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即使是顽固守旧的日本可能也会很快成为外国企业重新考虑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不能再指望自己是唯一一个吸引人的希望之地了。

这些问题并不一定预示着2012年中国会硬着陆。不过,这些问题确实表明,在新的一年中,企业和投资者将以更具批判性的全新眼光看待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经受住这样严格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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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中国经济为何如此之难

地产投资放缓的迹象、制造业产量萎缩以及货币政策朝着促进增长的方向转变,使得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们校正了他们对2012年的预测。当然预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都是充满困难的,只是在预测中国的发展前景时,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经济结构疾速转变,一些关键变量缺少长期的历史数据,其他方面也根本没有数据可循,这一切都意味着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直以来都要依靠大量的猜测。

如同PNC的资深经济学家比尔•亚当斯(Bill Adams)所言:多数预测模式的基本假设是,未来的各种关系会与过去一样,但是中国的情况往往不是如此。

对经济的预测是由对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来支撑的,其不确定性就由此而起。潜在增长率是由可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额度以及二者结合的有效度来决定的。

美国及欧洲主要经济体的所有这些变量是可知的,或者是可以估算到一定的准确程度的。而在中国却不行。等着从农村迁移到工厂的农民工的数量、资本存量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幅度都是相当不确定的因素。

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放低了,但是在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根本问题上却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要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去到多远或发生得多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许多经济学家干脆只审视目前的增长率,并且假设在接下来10年中会逐步放低。

预测将来一年两年的增长率基本上是在估算出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计算出需求的变化将推动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高多少或低多少。

为了表达他们的想法,经济学家们把国内生产总值界定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目前就职于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解释说,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贡献需要依据展示关键变量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等式。

举例来说,要预测家庭消费,高路易会考虑工资变化、财富水平和消费决策的信心的影响,在中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拿出口和消费的关系来说,欧洲危机肯定会在2012年影响中国出口业,进而又影响就业、工资和家庭消费。但是影响有多大?中国不公布有意义的失业数据,工资方面的数据稍好一些。估算出口业遭受的打击对消费的影响,既要依赖硬数据,也要依赖自身的判断。

在投资方面,企业和政府的资本支出数额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是影响商业投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企业认为经济在快速发展,他们就会掏腰包办新工厂买新设备。如果他们认为发展放缓了,他们的投资就会降为零。

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让预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商业投资都很困难。但是美国和欧洲有几十年的数据显示出各行业对经济周期变化做出怎样的典型性反应。中国30年来几乎未曾中断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急速变化意味着很难去预见其商业投资的走向。

在这种混沌之外,如果商业投资急遽下跌(像2009年那样),政府很有可能开始行动。这种决定会有很大影响。在2009年,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令中国经济转危为安,但是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中国经济的历史趋势是完全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

在出口方面,成熟的经济体预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直接的。估算贸易伙伴的需求,与竞争力的变化综合起来,就能得到准确的结果。但是对那些还正在世界舞台上冒头的国家(例如中国)来说,这种方法就没那么有效。

以2012年为例,欧洲的衰退肯定会削减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需求,工资的增长又有损竞争力。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在全球市场占较大份额,将减弱需求衰减及竞争力下降的打击。整体的影响很难预见。

相关的主要数据和各种关系有着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经济学家已经不止于单纯运用模型来形成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他们同时还要运用判断和直觉,在预测中国经济发展时,这两者所起的作用要比预测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来得大。

那么我们对待关于中国的预测是否应该比对待关于那些成熟经济体的预测抱有更大程度的怀疑呢?高路易认为,答案为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说:一方面,中国的预测数据的不确定性更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烈的意愿,愿意通过政策的灵活性来实现目标。所以如果经济增长率降低得很多,相信政府会拿出刺激政策使经济增长率回升。

市场指望通过经济学家来得到正确的增长预测,经济学家则指望政府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预测。

Tom Or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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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28, 2011

中国国务院:设计缺陷造成温州动车事故

国国务院周三表示,7月23日发生的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根据中央政府网发布的公告,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早在事故发生前,刘志军和张曙光就已分别于今年2月和3月被免职。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约40人死亡、逾190人受伤。事故发生地点在浙江省温州市附近,当时一辆高速列车与另一辆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四节车厢从15米高的桥上坠下、另外两节车厢脱轨。

公告称,经调查认定,上述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据国家电视台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7•23”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汇报。中国起初表示,将于9月份公布事故调查情况报告。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Guangzhou Railway Group Corp.)董事长徐啸明、通信信号集团公司(China Railway Signal & Communication Corp.)副总经理缪伟忠和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Railway Signal Design Institute)董事长张海丰也被撤职。总计有54位官员因此次事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公告称,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为甬温线温州南站提供的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而铁道部把关不严,致使其上道使用。此外,会议决定,重新组建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列控所。

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存在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此前已被调离职位。

公告称,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事故发生后,中国下调了多数高速铁路的运行速度,并表示明年将削减铁路建设方面的支出。

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推进高铁建设决定的正确性,但他承认高铁建设在设备和设计上存在问题。

Yajun Zhang 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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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布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

国政府说,在今年中国的一起动车事故中,主要原因除腐败外是设备故障和流程缺失等问题。政府同时承认,铁路网扩张速度过快。

Associated Press
图为7月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的列车残骸。这起事故引发了公众对中国高速铁路快速扩张的质疑。
中国国务院公布了7月份发生的温州动车组追尾事故调查报告,指出事故原因是铁路信号设备存在设计缺陷因雷击导致瘫痪,以及安全流程的缺失。

报告说,对中国铁路线的后续调查发现,一种没有几乎没经过测试的问题信号机制在各地安装了50多处,而该信号机制在温州事故中发生了故障。这不禁让人质疑,相关公司最初是如何拿到信号合同的。

调查报告的措辞似乎比预期更为严厉,讲述了铁路扩张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如何为一场灾难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官方曾反复声称中国的铁道技术更优,但这次灾难损害了上述说法的说服力,中国在铁路行业的雄心也因此受到打击。事故还有可能危及中国铁路设备的出口潜力。

报告说,“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是铁道部的高官。报告提到,54名责任人(包括地方政府官员、部级官员和相关企业人员)面临着纪律处分,有的可能还会面临刑事指控。

这份综合性报告还点名提到了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事故发生前,刘志军就因为腐败指控而被撤职,但他仍被指“片面追求铁路工程建设速度而忽视安全管理”。刘志军从2011年年初以来一直被共产党纪检部门扣留,地点不明。报告说,他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了事故发生地所在铁路线的设计标准。

北京交通大学铁路运输专家赵坚说,周三公布的报告对温州动车事故的描述尚可接受,不过他希望看到报告更明确地承认,事故之前对列车不断提速的盲目追求开了危险的先例。他说,我觉得铁道部门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深入。

今年7月23日,中国东部城市温州的一座高架桥上发生两列动车追尾的事故。报告说,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逾3,000万美元)。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激怒了中国民众,也检验了政府在事故发生时严密的媒体控制措施。今年搭乘火车出行的旅客人数预计将超过19亿人次。事故目击者在新浪微博上的言论对官方措辞提出尖锐批评,这令决策者非常难堪。他们还上传了有关部门试图掩埋受损列车车体的照片。在救援人员放弃搜救后的几个小时,人们从列车残骸中发现一名幸存的两岁小女孩。对此,网上又是一片斥责之声。

发布这份近50页的报告的目的可能是想重新赢得业界和公众的信任。报告详细说明了发生故障的地方,并附有专业图表和数据,同时也点出了具体责任人的名字。报告的一节专门点名批评上海铁路局一位官员下令掩埋车体的做法。但报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方便救援行动,而不是像专家所暗示的那样是为了掩埋证据。

报告主要批评了国内设备厂商和监管机构,几乎没有提及在此过程中提供关键零部件的国外铁路设备商。

中国政府已经降低了高速铁路系统的建设速度。中国的高速铁路始建于七年前,建设总成本估计约为3,000亿美元。

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周三重申了政府建设高速铁路的承诺,但最近公布的预算方案则凸显了高铁建设资金的缩水。近年来,中国高铁以每日花费4,500万美元、每天铺设数十公里铁路的进度发展。正是中国的高铁建设项目令深受经济衰退冲击的全球铁路设备商得以保持稳定。这些设备商所在国家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建设高速铁路系统,但其规模和速度现在都不能和中国相比。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China Railway Signal & Communication Corp.,简称:通号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设计了列控中心设备。总部设在北京的通号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几乎参与了铁路通信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和全球多家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此次发生故障的列控中心设备LKD2-T1是由通号集团下属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Beijing National Railway Research & Design Institute of Signal & Communication.,简称:通号设计院)设计研发的。甬温线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通号设计院发布声明,对国家财政和人民群众生命的损失深感悲痛。

周三公布的事故报告称,今年7月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遭雷击后出现故障,故障切断了在列车和调度计算机之间传输信息的电子通路。备份程序没能阻止时速99公里的从北京开往福州的动车同前方时速仅16公里的列车追尾。被追尾的列车也开往福州。

报告称存在缺陷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2007年末首次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前这一设备几乎没有进行检测,后被部署到多个车站。

JAMES T. AREDDY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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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同居有助于财富积累

持婚前同居的人们有了新证据: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婚前同居的夫妻积累财富的速度是婚后才一起合住的夫妻的两倍。

Getty Images
我和丈夫在结婚前一年左右就开始共同生活,他是在同居后的第三个月向我求婚的。同居让我们省了不少钱,因为只要付一个房子的租金,去饭馆吃饭的次数少了,买日用品和其他家居必需品时能有一些规模效益。我们还开了一个联名账户和信用卡,根据两人不同的工资水平和存款金额来整合投资工具,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不过,未来的财富积累(祝我们好运!)与婚前同居的相关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大,而与两个人的自身条件有更大关系。据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和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 of Wyoming)研究人员的一项调查,在婚前同居并喜结连理的人群中,约有一半是具有高收入潜力的白人夫妻。

研究报告还说,很多人在经济上有一定安全感后才会考虑结婚,也就是说,他们在婚前就会改变过日子的习惯。在做生活预算和减少债务的过程中,这些人在较早时期就能“刺激”财富积累的速度。

读者们,你和自己的另一半在结婚前同居了吗?在此期间,有什么过日子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如果你们的孩子到了适婚年龄,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Melissa K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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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博文引发网络大讨论

Reuters
去年,韩寒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向执政党共产党的至高权力发出的任何挑战长期以来都受到压制,但是对于近期发生在网络的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进行一场革命的热烈讨论,中国政府却似乎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中国广东省乌坎村村民把政府官员和警察赶出村子并自己选举村级政府的行为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数天后,中国人气颇旺的博客作者韩寒发表了几篇内容激进的博文,从多个方面讨论了中国革命、民主和自由。


韩寒不但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一名赛车手,还是一个“万人迷”。他坚持认为,前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和平起义──“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不会发生在中国,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民主。相反地,他认为行动人士应当推动切实可行的小规模改良,从而以这种方式实现变革。

韩寒的博文在某些方面与共产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中国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以及中国若发生革命很可能是要流血的。他在《谈革命》一文里写道:“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他还说,中产阶级很可能会倒霉。“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

他在另一篇题为《说民主》的文章里表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非常庞大,推翻共产党不一定就能从根本上革除中国的弊端。

他写道:“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

有人嘲笑韩寒是党的宣传员,声称他是收了政府的钱才在目前这个对中国来说无疑很敏感的时候出来阻碍民主和革命。韩寒在文章里承认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但他对此并不理睬,说自己的论据站得住脚。

考虑到这几个月来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士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韩寒的观点也许并不让人觉得意外。过去一周里,两位持异议的作家分别被判入狱10年左右。韩寒在最后一篇博文《要自由》的末尾处谈到了这些担忧,并暗示活动人士的改革目标或许是争取到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推翻整个国家体系。

韩寒写道:“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

截至周三,这些博文并没有被中国互联网审查者屏蔽掉。而此时,恰逢中国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除了乌坎村的抗议活动外,中国政府官员还在设法解决民众关心的地方政府腐败成风以及空气和水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北京也在奋力压制一个极不和谐的网上对话。微博和其它新的媒体传播平台给了中国民众一个表达忧虑的扩音器,因此北京方面担心地方争端有时可在几小时内通过网络引发全国的关注。

尽管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想法很难揣测,但对乌坎事件的反应仍然显示出了中共高层的忧虑。值得一提的是,该事件引起了广东省高级官员的注意,包括广东省党委副书记朱明国。朱明国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国政界一位相对开明的官员)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汪洋在明年举行的10年一次的换届选举中将竞争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毫无疑问,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正在注视着他,看他在麻烦不断的广东省面临着种种问题的时候如何解决乌坎危机。

官方媒体《广州日报》称,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朱明国描述了广东省民众日益提高的权利意识,以及当地官员没能满足村民需要如何导致了形式越来越极端的抗议事件的发生。

韩寒的博文在网上引发了广泛且相对罕见的关于革命带来的好处和危险的大讨论。鉴于最近几个月作家们面临着日渐上升的压力,这场辩论格外显得非同寻常。

作为对韩寒的回应,有着逾800万粉丝的中国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在微博中发问:“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革命是和谐?还是反革命是和谐?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只能不写。”

从这条微博和它在网上的影响可以看出,革命这个字眼在近些年几乎从中国的公众舆论中消失之后,如何再次成为一个引发热烈讨论的话题。

Brian Speg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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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改变对朝战略?

CHUNG MIN LEE

鲜眼下正在进行的领导人接班看起来可能比上次1994年的接班要顺利。今年12月17日金正日的去世虽然事发突然,却并非出人意料,因为几年来他身体一直不好。此外,朝鲜政权也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世袭式的交接,而1994年金正日接班父亲金日成时还不是这样。不过,过去17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中国。

1994年,中国领导层仍处于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余波中逐渐恢复的阶段。经济上,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尚未全面开花。战略上,中国仍是一个小角色。几年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影响在朝鲜尚未完全感受到。北京几乎没有能力干预朝鲜的接班工作,即使中国领导人曾经想进行干预,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如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和空军队伍,并在越来越多地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随着苏联解体已久,北京就成了平壤最重要的保护人。北京不能在朝鲜问题上继续毫无行动了,那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会坚定不移的人可能将大吃一惊。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与朝鲜的盟友关系是一种难以负担的财富。朝鲜可以作为中国应对韩国(乃至美国和日本)的缓冲地。中国也承认,在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进行更广泛的谈判时,朝鲜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政治筹码。

Associated Press
在2009年的一次会议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
不过,这样的好处并非没有代价。朝鲜的大部分食品和燃料都是由中国提供的,中朝贸易额占了朝鲜贸易总额的逾70%。由于支持全球最恶劣的独裁政府之一,北京还要遭受软实力方面的副作用。

中国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朝鲜的代价越来越高,很快就可能开始出现利不及弊的局面。平壤早已在与首尔的经济战中一败涂地;2011年朝鲜的贸易总额约为47亿美元,而相比之下韩国为1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利益向韩国严重倾斜。2011年,中韩双向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2020年前有望达到3,000亿美元。相比之下,朝鲜垮掉的经济却越来越多的依赖中国的援助。

中国会切断对朝鲜的支持吗?虽然中国对朝战略看上去不会很快出现重大转变,但多个因素表明,这个时刻可能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为接近。

首先,中朝两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以往。中国领导人十分显眼地就金正日的去世向平壤方面表示哀悼,并对金正恩接班表示支持。但在礼让友好的表象之下,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将重心转移至确保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中国全球影响力等问题上,而朝鲜劳动党则基本成为确保金氏家族世袭继承的一个工具。尽管两党曾经至少在理论上因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如今两党之间的共同点也只剩下在各自国内维持一党统治的热情了。中共支持平壤也仅剩下一点越来越空洞的意识形态理由。

其次,中国政府必然要认识到,它所看重的金氏政权所带来的“稳定”不过是一种自我构建的幻象。在中国的积极帮助下,金正恩可能会设法全面保住权力。朝鲜政府暂时将整个国家与外界完全隔绝,从而避免了任何叛乱行为。不过,就算是为了给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朝鲜政府最终也得要对经济进行改革。但关键的是,经济改革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令朝鲜的精英阶层──军队、警察和政党──处于不利地位,而金正恩必须依赖这一阶层的支持。

这将令中国陷入严重困境。年轻的金正恩想要保住权力,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即在不损害精英阶层利益的前提下向民众重新分配财富。争取外援是唯一途径。中国的援助或是采取当前已经进行的提供基本生活品的方式,或是为朝鲜制定一个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建设的“马歇尔计划”。由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不断累积,中国政府或许没有资源实施第二种方案,而提供基本生活品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第三,中国希望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中长期愿景或许会令中国在总体上重新思考其对朝鲜、巴基斯坦和缅甸(这三个国家是中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的政策。上述三国都是不成功的国家,但缅甸近来至少尝试过有限的改革。与此同时,朝鲜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不负责任的核大国的存在令美国等国家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控制住这两个国家。在某些时候,与其它国家在朝鲜和巴基斯坦问题上意见分歧可能会阻碍中国追求自己的目标。

中国对朝政策可能不会立即改变。由于明年中国领导层即将换届,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愿意在国际关系上发生变数。但无论是朝鲜还是外界都不应该认为中国的对朝战略是一成不变的。

CHUNG MIN LEE是首尔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 安德伍德国际学院(Underwood International College)暨国际研究研究生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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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的对和错

张铁志

听有人说韩寒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他果然不负这期待,开始谈起了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些宏大命题,并引起了广泛争议。他的三篇博客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的逻辑与论证并不清晰,确实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观点。

韩寒的主要命题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韩寒还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例如,错车时不开远光灯。

韩寒是对的:革命确实可能带来新的独裁者,也未必能带来民主。

但韩寒也是错的,不能从革命可能的不良后果就否定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之后的新政权是否是真正的民主,要看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力量是否强大。例如,埃及革命之后确实没立即出现美丽的民主,但民众继续在广场上为他们的理想抗争。

韩寒是对的,他说,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

但韩寒是错的。因为他说中国人对私利的重视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最关键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但一来,韩寒低估了民众素质,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众已经证明他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与素质。

二来,即使这些抗争就是关于个人利益,但今天他们可以为个人利益与权利受到侵害而团结起来,即使范围只是一个农村或一个城市,但谁能否定若下一次出现规模更大的问题或腐败时,他们不会团结起来可以给予政府压力。

三来,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的确,时代往往是青年所改变的,看看今年从埃及到华尔街的抗议与革命行动吧。所以,生活在互联网中的这一代可能正是当前改变中国的主力,而不是未来。

韩寒是对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他对民众素质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品质的担心也是正当的,“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

但韩寒是自我矛盾的。正是因为民主的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民主,不论是人民参选、是民众抗争、是成立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的自我组织,这其实就构成了公民社会。人民的素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的,并且可以给予执政者压力。而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下,民众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或权力,去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总之,韩寒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识到“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另一方面他又悲观地认为“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先自己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东西送给你的。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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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泡沫一旦破灭 投资者该怎么办?

资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泡沫破灭之前看穿这是个泡沫。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靠技术,另一方面要靠大量的运气。

曾为私募股权投资者、现任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授的曼沙拉马尼(Vikram Mansharamani)不久前曾就这个话题写了一本书。在他看来,在过去的一年里,从膨胀的信贷到屡创新高的艺术品价格等一系列软硬指标都是中国经济泡沫即将破灭的警示信号。

Bachrach
曼沙拉马尼
不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一旦从9%左右放缓至4%的情况下该去哪里“避难”,他也有一些想法。4%是他预测的中国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幅。

一句话,卖空大宗商品生产商的股票和相关资产。其中可能包括巴西公司的股票、澳元以及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这样的资源类巨头。

曼沙拉马尼说,我不看好大宗商品以及大宗商品生产国,对任何支撑中国投资热潮的人我都不抱信心。

然而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某些自然资源正面临供应吃紧的状况,他因此而青睐某些种类的大宗商品投资,也就是那些未来会因尚未开发的储量而进一步产生回报的投资。

他说,新兴市场将会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可能比人们所预想的要慢,但随着这些市场的增长,对石油的需求将会上升,我们会看到供应难以为继的迹象。

登顶与恐慌

曼沙拉马尼在耶鲁大学讲授一门如何发现下一次市场繁荣和崩溃的课程(舍此其谁?)。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当前正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过程中,而正是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过程令美国房价、股市和日本股市先冲上高点、随后陷入恐慌。

2010年夏天写作《经济兴衰学》(Boombustology)一书时,他注意到一些指标,从中国空置购物中心的数量到艺术品拍卖屡创纪录的天价(其中一些是中国富豪买家推上去的),再到高度打破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的兴建。他说,在以往的经济发展热潮中,这些现象都预示着泡沫即将破灭。

曼沙拉马尼说,我唯一最大的恐惧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极大放缓,从而暴露出工业用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状况。

自曼沙拉马尼今年10月首次为本文接受MarketWatch采访以来,已经有众多指标显示出中国这条巨龙已经开始显得有些疲惫了。相关的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大跌。

中国制造业调查显示该领域于11月陷入收缩,PMI指数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11月底,中国央行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似乎是在对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回应。

曼沙拉马尼在10月中旬的一次采访中说,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放松信贷都是承认经济正在走软的最明显不过的表示;我认为我的理论正在变成现实。

而上证综合指数跌回至2009年水平,为那些将上证指数视为中国经济增长风向标的美国和欧洲的投资策略师敲响了警钟。

1. 卖空全球供应公司

曼沙拉马尼说,如果这些数据点只是更深远的衰退之始,那么全球航运公司尤其容易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航运业仍在增加新的产能,来履行全球经济增长和航运需求炙手可热时接到的订单。

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可能会在全球供应链行业引发连锁效应,从提供贸易融资的银行、港口运营商到物流公司都将受到波及。

曼沙拉马尼说,任何一个参与喂养中国“投资猛兽”的人都会被认为产能过剩。

航运业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一些人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突然放缓,很多航运公司可能会被迫倒闭。

今年11月,油轮运营商General Maritime Corp.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以油轮运费下跌为由申请了破产保护。航运公司Frontline Ltd.的股价今年暴跌了84%,船舶公司DryShips Inc.的股票大跌了60%。

2. 卖空工业金属及其生产商

据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统计,中国今年对铝、铜、铅、镍和锌等金属的需求增长占全球总需求增长的一半以上。因此,中国经济增速减半会进一步压低这些金属的价格以及生产商的股价,这并不令人意外。

铜价自今年7月以来已经下跌了24%,向投资者发出全球经济面临危险的信号。

Freeport McMoRan Copper & Gold、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力拓股份有限公司(Rio Tinto)以及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等金属生产巨头的股价今年都下跌了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美国大多数股票价格今年全年接近持平。

曼沙拉马尼说,我个人会对供应限制似乎并不那么紧张的工业大宗商品保持警惕。

是什么让曼沙拉马尼对中国如此担心呢?

除一些基本经济指标(如信贷规模有多大)外,他还关注那些显示投资者极度自信的指标。

艺术品市场是个大万花筒,透过它可以看到特定人群财富集聚的现象,如过去10年是俄罗斯寡头,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互联网投资者,而80年代则是日本公司高管。曼沙拉马尼指出,拍卖行苏富比(Sotheby’s)的股价一直随着这些趋势的来去而起伏。今年4月,苏富比的股价一度超过55美元,是2009年3月低位的九倍,可谓成绩斐然。

今年3月,纽约举行了亚洲艺术周。由于颇具竞争力的中国买家的捧场,艺术周总成交额创下了历史纪录。

曼沙拉马尼说,你也许听到很多破全球拍卖纪录的艺术品价格,但是要小心,这个水平是难以为继的。

虽然中国买家目前仍趋之若鹜地前往艺术品和红酒拍卖会,但拍卖价格已经不再屡破纪录。

3. 避免投资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亚

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全都与中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自然资源出口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来说发挥着巨大作用。有人已经开始对全球经济增速担忧不寒而栗。曼沙拉马尼说,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放缓变成大幅下滑,这些国家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巴西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令部分投资者感到震惊。一只追踪巴西市场表现的iShares交易所交易基金今年下滑了25%。巴西货币雷亚尔今年贬值了12%。

曼沙拉马尼说,澳大利亚经济显得尤其脆弱,因为受中国推动的自然资源部门的繁荣已对澳洲就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产生了溢出效应。

曼沙拉马尼问道:如果中国经济减速,矿业公司招聘需求放缓,会对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以及持有住房抵押贷款的银行产生怎样的影响?

4. 买多石油

曼沙拉马尼认为,由于价格不断上涨,石油和食品长期来看都将面临供应紧张的局面。

基于这一点,那些坐拥大规模资源组合的公司目前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那些正在迅速开发资源或准备进行开发的公司则不被看好。

曼沙拉马尼说,市场对高产的肥料投入和石油公司估值过高,我认为你们最好持有拥有大量资产储备的公司股票,而且从储备角度看,这些股票目前价格很低。

美国经纪公司Sterne Agee & Co.石油类股票分析师麦卡利斯特(Michael McAllister)认为,阿纳达科石油公司(Anadarko Petroleum Corp.)就有一个可供勘探的资源组合,而且它拥有的资源规模就公司规模来说,可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等石油巨头相匹敌。

麦卡利斯特说,能源公司Noble Energy Inc.的资源组合规模相对也比较大。他对这两个公司都给出买入评级。

5. 买入农业类股票

由于长期看好基本大宗商品的全球需求,曼沙拉马尼对农业投资品也持乐观态度,如化肥类股和食品生产商等。

关键因素是,政府食品供给(如水和化肥成分)可能会面临严格限制。

曼沙拉马尼指出,未来4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碳酸钾的价格达到峰值。

另外,即使中国经济增速降至年均4%,财富的适度增长也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增大食品开支。

曼沙拉马尼说,只要增长一点,吃饭时就能加肉菜了。

Laura Mandaro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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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服务

国已经开始运行自主研制的卫星导航服务。这是为了提供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即GPS)之外的选择,而防务专家说,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它可能有助于中国军队识别、跟踪并打击美国位于亚太区的舰船。

Imaginechina
图为今年五月,游客在上海观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模型。周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开始提供定位服务。
发言人冉承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下称北斗系统)已开始向中国和周边地区提供初始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为北斗系统发射了10颗卫星,其中有一颗是在本月发射的;并计划在2012年将另外六颗卫星送入轨道,以增强系统的精确度,将其服务范围扩大到亚太多数地区。

据信这个系统并没有美国GPS精确。不过《战略研究杂志》(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10月号发表孔哲文(Eric Hagt)和德宁(Matthew Durnin)的一篇论文说,得益于2009年以来发射的一系列卫星,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论文说,中国要实现连续实时的战术覆盖,哪怕是在地区内的海上环境中,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现在对静态目标已经有了频密而可靠的覆盖,至少已经具备识别、跟踪并瞄准海上船只的基本能力。

论文说,纯粹按能力来看,中国有了一个基于太空的侦察系统作为倚靠,很明显不仅获得了防犯入侵航空母舰的更大能力,也获得了施展武力的更大能力。

中国国防部没有马上回复置评请求。北斗系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运营,这家公司是中国航天计划的主要国有承包商之一,基本上受中国军方控制。

中国在2000年开始建立北斗系统,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自己拥有35颗卫星的全球系统。除了美国GPS外,正在运行的全球系统就只有俄罗斯的“格洛纳斯”(Glonass)。不过欧盟的“伽利略”(Galileo)系统按计划将在2020年之前建成。

北斗和GPS一样,将会免费提供民用服务,这些服务可以和商业开发的应用程序结合供私家车司机使用,也可用于监视商用卡车和船只,以及在自然灾害中提供援助。据冉承其说,它还具备支持手机短信的额外优势。

新闻发布会上,他并没有提到该系统在军事方面的可能应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了新闻发布会的讲话稿。

不过,该系统也将让中国军方在GPS系统之外有了另外一种选择。GPS系统由美国五角大楼研制,目前仍由美国军方控制。理论上,一旦发生冲突,美国能够完全切断或阻止他方与该系统的连接,不过美国说过去从未有过此类先例。

军事专家认为,北斗系统是中国过去15年间努力发展己方实力,遏制或拖延美国海军进入沿海水域努力的一部分。比如,美国有可能介入台海争端,进入中国水域。在北京看来,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一个省份。

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是另外一个可能引发动乱的危险地区。今年以来,中国与同样声称对该水域拥有主权的邻国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国政府数次指责美国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并向美国发出警告,要求停止在该地区的监视行动。

今年,中国首次确认该国正在研制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五角大楼说,该导弹或许已经基本能够投入使用,最终成型的导弹或许有能力打击距中国沿岸1,700 英里(合2,700公里)的移动中的航空母舰。

按照军事专家的说法,北斗系统可与其他卫星、无人机等技术相结合,为追踪美军舰船、定位本方潜艇和其他船只、引导反舰弹道导弹打击目标等提供协助。

有了北斗系统,中国在处理与印度等邻国的领土争端方面就拥有了巨大的战术优势。印度目前也在研发自己的区域卫星导航系统,但据外界预计,该系统在几年内尚无法与北斗系统相提并论。

至于能够在多长时间内、以多大的精度从太空监视地球任意一个角落方面,中国仍落在美国之后。1995年投入民用的GPS系统如今已经有30颗卫星,定位精度能够达到10米之内,而且美国军方得到的数据还要更加精确。

冉承其说,北斗系统已经具备25米左右的定位服务精度,并且有望在明年年底提高到10米左右。中国军方或许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数据,不过由于卫星数量较少,中国无法像美国那样长时间地监视同一个区域。

中国开发卫星定位系统的计划被认为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在演讲中宣布了建立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务系统的计划,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星球大战”演讲。

在中国军事领导人注意到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GPS对美国军队的重要性之后,北京建立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的计划加速发展。五年后,中国大陆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导弹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没有成功,美国随之在台湾附近海域部署了两支航母战斗群。据数位防务分析人士说,中国大陆无法确定这两支航母战斗群的位置,这让中国军事指挥官倍感无力。

2000年,中国发射了“北斗一号”系统中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并于2004年开始向公众提供服务。但该服务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原因是该系统的配套设备(即终端)相比GPS终端的尺寸要大,而且价格要高得多。

不过,据中国国有媒体报道,该系统一直被用来协调中国部队的行动,协助偏远地区边防部队的巡逻工作,并跟踪定位南海的渔船。

2007年,中国发射了“北斗二号”系统中的第一颗卫星。该系统据信使用的终端价格更加低廉,并且与“北斗一号”系统不同的是,“北斗二号”系统无需设立地面站。

冉承其说,目前中国有10多万用户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还被用来跟踪定位广东省的政府公务车,并协助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他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世界其他主要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兼容,他还鼓励中外企业帮助开发可以使用中国卫星定位系统的终端。

他说,从周二开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官方网站beidou.gov.cn将提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测试版)。该文件包含可供中外实体查阅的北斗系统基本技术数据。

Jeremy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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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登台亮相

周,预计将从明年开始管理中国的两位领导人尝试性地登上国际舞台,也让台下迫不及待的观众得以窥见下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当前领导人的不同之处。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进行了几次会谈。习近平已被非正式地指定为中国下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周日在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一家餐馆喝了茶,还用了一顿便餐。周日是拜登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整天。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高调访问香港,期间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首次在演讲中秀出了自己的英语技能。李克强最有希望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周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一所高中的学生向拜登和习近平展示画作。
在这两个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插曲中,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坚持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和外交人士说,这两次事件的目的是在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之前,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中国现任领导人将分别在明年和2013年结束党内职务和政府职务任期。

虽然如此,但一些外国官员、学术人士和投资者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表现暗示了他们的领导风格将更开放、更老于世故。众多这类人士一直严密注视他们两人的举动,希望能找到他们可能为中国领导层带来何种变化的最微小信号。中国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的表现尤其为美国官员关注,一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像陪拜登这样,和一位美国高官待过这么长时间,二是因为他明年将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

美国高级官员说,58岁的习近平上周对美国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询问了前不久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交易背后的谈判细节。有官员说,习近平上周与拜登的第一次会见比预定时间超出了45分钟。

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习近平很清楚自己想传达什么信息,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策略性,在和同事的沟通互动中也十分自信。他还说,很明显习近平很高兴能有这个与国际上与他同等地位的人坐下来坦诚交流的机会。

这位官员说,习近平特别提到他坚信美国将继续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发挥作用。

Getty Images
李克强(左)和习近平。
周日,习近平和拜登打破了外交惯例,一起前往都江堰市参观。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时,都江堰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周日下午,他们在一座横跨河流的桥上聊天时谈到了与普通民众交流的重要性。习近平说,自己初任领导之职时(包括在几个省挂职),每年都会到农村看望村民。

另一位美国高层官员说,从某个层面看,你会认为这两个人没有共同点,但我觉得他们认为存在很多共通的地方。

习近平此前曾对美国发出混杂的信号。2009年在墨西哥讲话时,他厉声斥责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

另一方面,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去年公布的一封美国外交电文显示,习近平对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说,他喜欢二战题材的好莱坞电影。

美国官员力图淡化有关中国对其美元资产十分担忧的说法,他们说,习近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都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信心。

中国领导人在其公开言论中确实是保持了克制。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场美中商界领袖会议时说,美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

但自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8月5日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以来,官方媒体新华社便一直猛烈抨击美国的经济政策。

新华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拜登曾反复告诉中国领导人和学生,美元资产是安全的。拜登按计划于周一离开中国。

文章说,但这远不足以缓和中国和世界的担忧,美国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来兑现承诺。文章敦促华盛顿结束对海外举债的过度依赖,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削减庞大的福利项目、削减财政赤字、调整经济结构。

评论文章还把债务问题跟市场准入、人权和中方所谓“核心利益”──台湾、西藏──等问题引起的双边争端联系起来。文章说,为赢得中国的信心,美国还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尊重中国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

美国官员说,他们相信习近平有志于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

但他们仍然担心,他和其他文职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及其他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军方的作用。

分析人士说,考虑到这些利益集团在领导人换届前夕的明争暗斗正在加强,李克强访问香港被认为是在习近平受到更多关注的同时也增加他的曝光度。

56岁的李克强上周四在香港大学演讲临近结束时突然改说英语,吸引了很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的网民当中。现任领导人很少尝试在公开场合说英语。

自2007年被提拔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由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来,李克强一直被视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替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外界认为李克强与温家宝关系紧密。

但最近有强大的声音──特别是金融界──提出,分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是一位更强硬、更有能力的总理。

一位曾在最近与党内高级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的人士说,很多人不想让又一个温家宝上台。

JEREMY PAGE发自北京 / BRIAN SPEGELE发自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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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27, 2011

美报笔下的习近平

刘罡

美报笔下的习近平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5日的报道说,当美国副总统拜登本周访华时,出面接待他的将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福建和浙江省曾经看到过习近平工作方式的人都用同样的词汇来形容他:务实、严肃、谨慎、勤奋、脚踏实地和低调。他们还说习近平注重解决实施问题,似乎是一位对显要职位带来的荣耀不感兴趣的领导人。报道说,福建一个台商投资协会的负责人李世伟说,习近平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这在他接触过的大陆官员中是很少见的。李世伟还说,习近平通常都与客人在政府机关的食堂里共进午餐和晚餐,他不喜欢奢华的生活方式。

报道说,浙江当地的商人和学者们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浙江的民间社团享受了很长一段以往少见的开放期。报道援引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的话说,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这里的气氛是建国以来最开放的,只有在这种相对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下,我们这样一家行业协会才有可能发出或许与政府不一致的声音。

英报:Facebook说Google+“没人用”

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17日的报道说,Facebook 的管理人士说,谷歌的社交网站Google+缺乏使用者、原创性和经济影响力。

报道说,Facebook 的游戏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Sean Ryan把Google+对Facebook的模仿比作麦当劳模仿星巴克卖咖啡。

报道援引Sean Ryan的话说,谷歌模仿了Facebook系统的方方面面,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只需做得更好就是了。Ryan还比较了Facebook和Google+与游戏开发商共享收入的模式。他说,我们目前共享30%的游戏收入,而Google+只能分享5%的游戏收入,因为它没人用。

美报:中国感受经济刺激的副作用

美国《洛杉矶时报》8月16日的报道说,北京旨在保护中国经济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剧了通货膨胀。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和写字楼在内的许多大型建筑物几乎空空如也。报道以北京丰台区首地大峡谷购物中心为例说,这里有多厅电影院和Gap 及Sephora等西方知名品牌的专卖店,它几乎具备大型购物中心的所有元素,只缺一样东西:真正购物的人。

报道说,不久前一个闷热的下午,这家购物中心里人流滚滚,但人们最感兴趣的似乎是这里的免费空调和美食广场,商店里的售货员都无事可做,只能打瞌睡、打哈欠和摆弄自己的手机。报道说,首地大峡谷购物中心这类建设项目可以告诉人们,如果全球再度陷入经济衰退为何中国不能又一次大把花钱了:因为它仍在为上一次的大笔支出付出代价。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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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华社周二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重申,中国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表示,他预计明年中央财政支出增幅会超过今年,要着重扩大内需,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1-11月份的财政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4.3%,达到人民币8.9万亿元。

李克强还称,中国要促进外贸稳定发展,并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扶持。

Wang Ming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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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国政府周二再度选择不指控中国操纵汇率,但表示,人民币升值步伐一直不够。

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表示,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为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转变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财政部在其延迟发布的报告中表示,虽然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但升值过程仍未完成;自2010年6月份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升值幅度接近12%。

报告称,中国长期以来储备一直保持增长,经常帐户持续盈余而且人民币升值未竟,尤其是考虑到贸易商品行业的生产率快速提高,这些因素暗示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失准,而且仍被严重低估。

今年10月份,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推迟公布汇率报告,以期借全球领导人峰会召开之机说服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而上述的最新报告是在美国国会议员们回家度假期间发布的,可能将进一步在国会引发对中国的批评。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及其他美国官员们坚持认为,让人民币加速升值是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财政部在报告中称,如果中国不让人民币持续升值,那么就无法将人民币汇率用作促进消费的工具以维持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更广泛的金融业改革所需的调整就更加复杂,而且不利于中国实现其宣称的提振内需的目标。

报告称,不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的原因是,人民币正在升值,而且中国政府承诺将加快其升值步伐;但是虽然过去的一年半时间中,人民币汇率失准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表现出了长期且严重被低估的特点。

但是,虽然美国官员指出,已成功使得中国在近期的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 简称G20)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APEC)论坛上作出关于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承诺,但中国官员也称人民币汇率已经实质反映出了市场价值。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上月在檀香山召开的APEC峰会上表示,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收窄反映出人民币汇率目前基本处于合理水平。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APEC峰会间隙会晤后,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政策的其他问题日益失去耐心。鉴于中国的不断成长,奥巴马呼吁中国领导人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在APEC峰会之前,奥巴马罕见地指控中国操纵汇率;不过他也补充道,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将由财政部决定。

然而,胡锦涛在与奥巴马会晤后暗示中国汇率政策不会调整,据中国媒体报道,胡锦涛称,美国面临的贸易赤字和就业市场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记者无法立刻联系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置评。

如今年2月份和5月份一样,财政部再度决定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可能令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面临的要求立法制裁中国压低本币汇率的压力增加。

美国制造业联合会(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的执行总干事Scott Paul表示,鉴于总统未能在该问题上展示出领导力,现在就看博纳的了。

美国参议院已然通过了上述汇率议案,该议案将迫使白宫向汇率失准国家寻求更高关税和加强其他制裁措施。该议案旨在帮助美国企业,这些企业声称,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相当于为中国出口商提供了贸易补贴。博纳及其他反对该议案的人士表示,如果成功立法,那么中国可能报复在华美国企业,并启动贸易战。

博纳办公室拒绝对报道置评。

目前根据现行法律,如果财政部认定某个国家操纵汇率,那么其必须启动双边谈判或者诉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但是奥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一样,拒绝用半年度的汇率报告来达到让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进一步采取行动的目的。1994年中国曾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自那以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贴上这个标签。

盖特纳曾公开质疑该报告作为谈判工具的有效性,而更加青睐利用G20等多边场合或者直接外交手段来敦促人民币加速升值。财政部官员曾在非公开场合暗示,中国将继续让人民币稳步升值,并不太可能因国际压力而加快该进程。

然而,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问题可能会是2012年国会和总统选举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因为在共和党总统预选辩论期间,这类问题反复被提及。

同时,财政部也重申,不支持日本近来遏制日圆涨势的单边汇市干预行动,称汇市波动当时似乎是有序的。

报告称,与其通过干预汇率来解决国内对强势日圆问题的担忧,日本不如采取根本性的、彻底的举措来提高国内经济的活力,提高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和潜在增长率。

Tom Barkley / Jeff B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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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夫妇安家上海里弄

公司,语言培训机构英孚教育(English First)总经理兼首席财务长梅利莎•兰姆(Melissa Lam)一直在忙着协调将公司中国总部搬迁到一栋形状怪异的西式办公楼里。那儿的会议室看上去像一个个鸟笼,一根豆茎状的柱子穿过树叶形状的孔洞将三层楼串联起来。

Chad Ingraham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这套面积约260平方米的五居三卫住宅位于上海原法租界的一条里弄中,共三层,室内设计风格现代,带儿童房、游戏室和家庭办公室。
在家里,兰姆和丈夫史蒂芬•伯恩(Steven Bourne)却反其道而行。他们买下并且装修了一栋建于1936年的传统“里弄”住宅,三十年代是上海的金融和艺术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时期。

这套面积2,798平方英尺(约合260平方米)、有五间卧室和三个卫生间的房子内部装修很是现代──尽管从外观看几乎无法将它和毗邻的出租房区别开来(大多数出租房由三到六户中国本地家庭合租,其中有些人家的月租金仅为15美元)。唯一让他们的房子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大门上那个巨大的红色把手和地上的粉笔画,这是她们的女儿──8岁的塔莉亚(Talia)和6岁的尼娜(Nina)──的杰作。

房子的一层空间很大,设计有客厅、餐厅和厨房。家具少得不能再少:黄绿色的长条餐桌,两个白色的长沙发上放着亮蓝色的粗布小枕垫。兰姆把原本72平方英尺(约合6.7平方米)的厨房改造成了一个玄关,另外开辟了一间可用遥控卷帘门隐藏起来的新厨房。厨房里有一套木质橱柜,每个柜子上都装饰有一个银圈把手。

一条窄窄的楼梯直通顶楼。楼梯转角处有两间80平房英尺(约合7.4平方米)的书房。原先这种设计是为了方便户主拿来出租,通常是租给一个学生。兰姆把这一设计保留了下来,在每间书房里放置了一块黑板、一块白板和一张小书桌,以保持它们原本的功用。

整个二楼是两个孩子合住的卧室和一间游戏室。顶楼是主卧、储藏室、卫生间和家庭办公室,顶楼的层高为15英尺(约合4.6米),房顶的木梁裸露在外。

这套房子地处上海原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的一条里弄里,这片区域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842年就被割让给法国政府,并且由法国人一直控制到1943年。众多的欧式公馆、随处可见的“装饰艺术”风格的点缀和成荫绿树,让这片社区越来越受到了高层次消费者的青睐,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以及小酒馆和时尚小店。

由于这片区域是人们购房的理想地段、各种规定条款让房源少之又少,再加上近来中国房产价值的不断攀升,这一地段的房价因此大幅上涨。兰姆夫妇在2006年花87.5万美元买了这套房子,然后又花了17万美元进行了装修。房地产经纪人表示,比他们的房子小一些的、大概1,600平房英尺(约合149平方米)的房子现在可能要卖到150万美元,而大一些的房子价格则更高。上海房地产代理公司SHPlace的奥利弗•霍尔•桑(Oliver Holl Sun)表示,与兰姆夫妇同一排的一套装修过的面积为3,455平房英尺(约合321平方米)的房子当前售价为390万美元,

兰姆今年40岁,伯恩41岁。他们都来自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小镇。两人读高中时在拉丁语课上相识,并于1993年兰姆从卫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之后结婚。兰姆从一家投资银行跳槽到英孚教育公司时,伯恩还在波士顿一家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后来他们一起移居海外,如今伯恩是华东政法大学(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的一名客座教授。

从最一开始,兰姆夫妇就知道他们不愿意居住在上海新建的高楼大厦里。他们通过一名专门搜罗老房子的房地产经纪人找到了现在的家(那人碰巧还是兰姆一名公司员工的亲戚)。外国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满一年以后,可以在上海购买一套住房。

当他们2006年购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它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 壁和屋顶都有很多窟窿,门和门会撞在一起,每个房间里都有弃之不用的家具,包括大大的金属保险柜。

兰姆和伯恩此前在波士顿和香港都装修过房子,但这一次他们却因为无法直接与装修队沟通而面临挑战。伯恩说,“那时候我们的普通话说得很糟糕。”他们通过上海当地的一名设计师指导工人干活,但他们对他的大多数建议还是没有理会。伯恩说,“他想在房子里安装荧光灯,哦,那可不行。”

那位设计师给出的一条很有帮助的建议,是提醒他们要特别搞好与隔壁邻居的关系。兰姆夫妇也听说过有邻居要求正在装修房子的户主做出赔偿以解决装修带来的噪音或尘土问题的烦心事。在开工之前,他们的装修队就给几户邻居送去了果篮。

他们在波士顿还有一栋房子,在香港也有一处公寓,但上海似乎是他们会长期呆下去的地方。女儿的学校就在隔壁,这一带的商家也很多,比如附近街道就有小贩兜售手工制作的面条和可以包猪肉大葱馅饺子的饺子皮。

伯恩说,“生活在这里很快乐,有一种邻里和睦的感觉,我想如果我们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JOANNE LEE-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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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筹备金正日葬礼

朝鲜举国为周三举行的金正日葬礼进行筹备之时,想要透过这个封闭国家的神秘面纱一探究竟的观察人士对金正日之子同时也是继任者的金正恩又多了几分新的认识。

reuters tv/Reuters
播出的电视画面显示,金正恩在哭泣。
朝鲜国家媒体周二播放的一段视频中,新领导人金正恩面对着父亲的遗体流泪。在以往的形象中,年轻的金正恩一直神情严肃。

电视中说,平壤正在为一个净化精神的时刻做准备。朝鲜如往常一样,对其在位17年的统治者金正日的葬礼严格保密,但在周二说正式的哀悼将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在人们的放声痛哭中结束。

第一批见过这位新朝鲜领导人的韩国人于周二回到了首尔,据他们称,由于会面过于简短,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现代集团主席玄贞恩说,他似乎和我在媒体中看到的一样。现代集团是从事多种经营的一家集团公司,其兴趣也包括在朝韩边界建立工业园区和旅游景点。

玄贞恩和前韩国第一夫人李姬镐(Lee Hee-ho)带领着18人的代表团周一抵达平壤,向金氏家族表示哀悼。与李姬镐同行的尹哲区(Yun Cheol-gu,音)说,前第一夫人同金正恩进行了几分钟的谈话,金正恩对她远道而来表示了感谢。

这两位遗孀的已故丈夫是韩国“阳光政策”的设计师,阳光政策是一个持续了10年的计划,旨在利用经济上的利益驱使金正日进行改革。金正日得到了资金援助,却在放松对其治下的朝鲜2400万民众的限制方面毫无作为。

中韩两国外交副部长周二在首尔进行了会面,继续就加强双边关系和充分利用过渡时期改善外交做出努力,双方同意在关注朝鲜事态发展之时加强合作。

韩国说,该国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特使将于本周前往华盛顿同美国特使会面。

朝鲜官媒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显示,朝鲜妇女在金正日的遗体安放地--平壤锦绣山纪念宫内痛哭流涕,悼念这位已故国家领导人,摄于2011年12月27日。
12月19日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宣布后不久,朝鲜有关部门就确定将于本周三举行葬礼,并表示不会邀请外国代表团。

截至目前,有关葬礼的任何细节都不得而知,其中包括是否允许在葬礼上举行宗教仪式向金正日致哀。通常来说,朝鲜不鼓励宗教活动,朝鲜国内媒体也经常批评一个世纪前传教士在该地区发挥的作用。但为了表示对金氏家族的崇敬,朝鲜政府长期借用基督意象,为的是构建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个人崇拜氛围。

安放在平壤纪念宫供人瞻仰的金正日遗体是将保留在那里,还是将被下葬目前尚不清楚。金正日的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Kim Il Sung)的遗体被安放在纪念宫的另一位置供游客瞻仰。

朝鲜国家媒体称,全国范围内的追悼活动将于周四中午举行,届时朝鲜民众被要求默哀三分钟。

朝鲜国家通讯社说,作为悼念仪式的组成部分,平壤和其它九个道的首府将鸣枪致哀。然后朝鲜国内火车、轮船和汽车将鸣笛致哀。

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他的葬礼被推迟了数日后才举行,具体原因没有透露。金日成的葬礼也没有允许外人参加,同时也没有电视转播。平壤方面没有说金正日的葬礼是否会进行电视转播。

Open Radio的负责人霍华德(Young Howard)说,他们联络到的朝鲜人报告说,整个事情正在有序推进,完全处于控制之下;看上去就好像这一切在金正日去世前就已经安排好了。Open Radio是位于首尔的一家电台,其中部分工作人员是脱北者。

常驻首尔的咨询顾问塞利格(Bernhard Seliger)说,看上去好像并非整个国家都感到震惊。整个事情处理得高效有序。塞利格每年都要多次造访朝鲜,他说自己收到了他在朝鲜一个主要联系人的电子邮件。

EVAN RAM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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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中国的安全路线图

国经济在十年内扩大了四倍,但现在增长开始放缓。市场预测人士陷入了对今后形势的争辩之中。

悲观者预计房价会不断下跌,贷款形势恶化,严重依赖建筑活动的经济将遭遇硬着陆。乐观者则认为,中国将成功软着陆到慢一些但不算低的增长水平,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购买力将发挥更具主导性的作用。

两种观点孰对孰错令人难以抉择。但是,美国国家银行(U.S. Bank)全球策略部门的负责人克鲁(John De Clue)表示,很多担忧可能已经反映到中国股票的价格之中。在海外最受欢迎的投资中国的工具之一iShares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型基金(iShares FTSE China 25 Index Fund)今年以来下跌了19%,其中过去这一周跌幅为5%。

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长线股票投资者所纠结的,早已不再是是否投资的问题,而是该投资多少以及如何进行投资。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统计数据,去年中国占到世界经济总产值的9.3%;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折合成年率的增速为9.1%。这是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最慢的一次,但要知道,美国增速只有2%。

中国对冲基金公司宝船资本管理公司(Baochuan Capital Management)的首席执行长卡特(Kevin Carter)指出,他发现大型机构投资组合对中国的配置比例为1%,对法国的配置比例为3%,而中国经济是后者的两倍大,这真说不过去。

如果说1%的配置比例太少,那么对于希望对中国保持中性配置的美国投资者而言,与中国经济体量相称的9%或10%的仓位或许又会显得太多了。这是因为,以一只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金为例,标的跨国公司所提供的中国敞口是以这些公司在中国获取的收入为限的。

由于公司对收入的细分方式五花八门,很难对一只美国指数中的中国敞口进行精确估量。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2009年整个亚洲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收入中占到5.2%。这两年该比例或许已有所提升,但中国经济只占到整个亚洲的不到一半。

假如一位投资者决定在其股票投资组合中增加5%的中国仓位,那么他下一步需要决定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增加。

Market Vectors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可提供在中国内地证交所上市的A股指数的敞口。境外投资者一般不能直接参与中国A股市场,而且该市场素以振幅巨大闻名。Market Vectors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获得A股敞口的载体是证券衍生品,因此可产生有别于标的指数的回报率。截至11月份的过去一年,该基金持有人损失了20.7%,而标的指数的跌幅为18.6%。

也有一些中国公司直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但正如Van Eck Global国际股票部主管森普尔(David Semple)所言,这其中良莠不齐。

有些公司是为了迎合美国投资者的需求,有些则已身陷财务丑闻。受此连累,甚至一些信誉较好的在美上市中资公司的股票也遭到冷落。通过共同基金分散投资有时挺管用,但也有不灵光的时候。跟踪在美上市中资股的PowerShares金龙沃特USX中国指数基金(PowerShares Golden Dragon Halter USX China Portfolio)今年以来下跌了26%。

也有一些中国指数基金持有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但有些是按市值确定个股权重,可能导致投资组合向某一侧过度倾斜。美国国家银行的克鲁表示,大市值公司与最近的基建繁荣联系紧密。金融、能源和基础原材料行业的公司在iShares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型基金中占到79%的权重。

由宝船资本管理公司的卡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共同创立的一只中国指数AlphaShares对行业集中度设有上限。跟踪该指数的Guggenhaim China All-Cap交易所交易基金在金融、能源和原材料行业的敞口为52%。

此外,更安全的一个选择就是购买在中国有收入敞口的美国公司的股票。卡特个人青睐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和蔻驰(Coach)。百胜餐饮集团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来自中国,而蔻驰表示其有志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将中国市场对公司收入的贡献比例提高一倍至20%。

克鲁表示,中国股票现在很便宜,但别指望它们会快速上涨。他称,中国的估值“很低”,但股票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低廉。

JACK 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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